南社与驱张运动
——从《天问》说开去
金建陵 张末梅
摘 要：驱张运动是五四运动前夕湖南人民反对封建军阀的一次民主运动。以傅熊湘为代表的湘籍南社社员积极投身于这场运动，并且与毛泽东等青年一代在上海汇合，创办《天问》周刊等。湘籍南社成员在驱张运动中的文学创作，在其他省籍的南社成员中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并衍生出大量的与驱张运动相关的诗歌作品。
关键词: 南社 驱张运动 《天问》周刊 傅熊湘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一）
笔者之所以要撰写此文，是因为受到陈米强同志一篇文章的启发。
1999年5月，上海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扩建工程竣工。在新馆陈列室中，新增了一套《天问》周刊。据陈米强在《日月映光辉——中共“一大”会址新馆首次展示的几件档案资料》【1】一文中介绍：《天问》周刊“是1961年由该馆从上海旧书店选购来的。《天问》周刊的应运而生，是与毛泽东领导的驱张运动分不开的。1919年五四运动后，毛泽东在湖南领导驱逐反动军阀张敬尧的运动。同年8月，为了扩大驱张宣传，联络省外驱张力量，经毛泽东等人研究决定，派彭璜等人作为湖南学联代表前往上海，联络全国学联和全国各界联合会，声援驱张运动。1920年2月，湖南驱张代表团到达上海，创办了《天问》周刊，并在霞飞路277E号（今淮海中路523号，原建筑已拆除），设立编辑兼发行所，编辑者是傅熊湘（屯艮）和彭璜等人。”“5月5日，毛泽东率领湖南驱张请愿团来到上海，与彭璜等人会面，指导驱张斗争。7月4日，他在《天问》周刊第23号上发表了战斗檄文《湖南人民的自决》。”“《天问》周刊1920年2月1日在上海创刊，同年7月11日发行至第24号后停刊。每周星期日出版一期，版面为16开铅印，每期篇幅为16页至32页不等。《天问》周刊流传至今，在社会上保存极少，目前仅发现在上海革命历史博物馆筹备处和上海档案馆保留全套藏本。”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研究室编著的《五四时期期刊介绍（二）》【2】也认为：“《天问》是湖南学生驱张代表团在上海创办的、以揭发张敬尧祸湘罪恶和呼吁全国各界援助驱张运动为主要内容的刊物。”尽管该书的作者也承认：“我们现在看到的只有第四号第五号合刊，1920年2月29日出版。”有的学者甚至认为《天问》是“中共早期期刊”。【3】
但笔者查阅了一些史料，发现陈文和以上的一些阐述都值得商榷：
首先，《天问》周刊的创办者是“湖南善后协会”，而不是“湖南驱张代表团”。
南京图书馆民国特藏部藏有湖南善后协会民国八年（1919）一月编纂的《湘灾纪略》（非卖品）一书（索书号为：D693•9/345），该书载有《湖南善后协会章程》，此《章程》第十二条云：“本会事务所暂设上海法界宝昌路花园里口二七七E。”这里的“宝昌路花园里口二七七E”，就是陈文所说的“霞飞路277E号”。
据郑逸梅《南社丛谈》【4】载：《天问》周刊的编辑者傅熊湘（屯艮）1920年在上海期间，参加了胡朴安、汪子实等发起的“鸥社”，每月雅集二次，该社社员均为南社社友。《国际南社学会丛刊》第六期上发表了胡朴安的后人汪欣提供的“鸥社”成员的手稿排印的《<鸥社诗稿>辑》，辑录了每个与社者的住址，傅熊湘（屯艮）当时在上海的住址是“法租界霞飞路二七七E花园里口湖南善后协会”。【5】而毛泽东当时在上海的住所则是哈同路民厚南里29号。【6】毛泽东1920年6月7日致黎锦熙的信中也写道：“京别以来，在天津、济南、泰山、曲阜、南京等处游览一晌，二十五天才到上海，寓哈同路民厚南里二十九号，同住连我四人。”【7】
《天问》周刊的编辑者傅熊湘就是“湖南善后协会”的“组设”者之一。傅熊湘（1882—1930）号钝安。刘鹏年编的《钝安遗集》载有《钝安先生行状》，云：“张敬尧之入湘也，挟其虎狼之威，所至蹂躏，醴陵受祸尤酷，先生与袁雪安文湘芷走上海乞赈，且组设湖南善后协会，主办《湖南》月报、《天问》周刊，揭敬尧祸湘罪恶。”另：刘鹏年编的《傅钝安先生年谱》亦云：“七年（戊午），先生三十五岁。三月湘军败于岳州，遂归家。而邑中遭兵灾，城乡尽焚。八月至长沙。十二月与文湘芷先生启灥赴沪请愿南北和平会议。（按：先生至沪后手编《醴陵兵灾纪略》、《醴陵兵灾图》、《湘灾纪要》，印送南北当局及各界人士，以供考览）。八年（己未），先生三十六岁。居沪南社故旧游讌甚欢……张敬尧祸湘益甚，创《湖南》月报、《天问》周刊等为驱张鼓吹。”
其次，毛泽东的《湖南人民的自决》并非7月4日在《天问》周刊第23号上首次发表。
《毛泽东早期文稿》【8】一书在《湖南人民的自决》一文的注释中已经对此文的来龙去脉阐述得非常清楚：
本文在1920年6月18日上海《时事新报》首刊和同年7月4日上海《天问》周刊第23号重刊时，文章头尾部分一半以上文字下加有着重号。另外，1920年5月16日出版的《天问》第16号刊载的《湖南人民自决会宣言》一文，内容与本文基本相同。所异之处除署名为“湖南人民自决会”外，主要是《湖南人民自决会宣言》开头有“全国国民、各报馆、各民意团体、各省军民官吏、广州军政府参众两院湖南议员、郴州谭延闿先生、衡州吴佩孚先生、天津熊希龄先生、范源濂先生、郭宗熙先生、上海和平会议章士钊先生、彭允彝先生、徐佛苏先生、北京天津上海南京汉口广州日本各湖南同乡同鉴”，而无“张敬尧走了，……自然是湖南的仇敌”一段议论。
《天问》为何重复刊登内容“基本相同”的文章呢？这与傅熊湘在“驱张运动”中的编辑风格有关。这从他编的《湘灾纪略》的“凡例”四、五两款即可看出：“四、是书取材，既多采自报章，有同一事实而各报详略互见，或措词不同者，因并录之，以明事实之真相。五、是书所采文告函电有全文者，均依全文录出，不加删削，以存真谛。”据此，笔者以为：《湖南人民的自决》与《湖南人民自决会宣言》两文都是出自毛泽东之手，前者采用的是论说体，后者采用的是函电体。
（二）
从南社研究的角度，笔者很自然地会关注《天问》周刊的编辑者傅熊湘。傅熊湘原名尃，字文渠，号钝安、钝艮、屯艮、钝根等。湖南醴陵人。早年加入同盟会，与宁调元、姚勇忱等从事反清革命。1905年与宁调元在上海创办《洞庭波》杂志，倡言革命。因反清色彩甚浓，被清政府查禁。宁调元避往日本，傅熊湘遂潜回乡里。1906年10月28日，他又在上海美租界爱而近路庆祥里与谢消庄、丁慧仙等创办《竞业旬报》。宣称“本报宗旨注重于振兴教育，提倡民气，改良社会，主张自治”。萍浏醴起义失败后，宁调元于岳州被捕，傅氏获悉后火速返湘组织营救，并为狱中的宁调元提供图书以研讨革命，相互鼓励。1911年7月赴上海参加《南社丛刻》的编辑工作。武昌起义爆发，他与张默君一道编辑《大汉报》，报道辛亥革命风云。不久便回湘任《长沙日报》总编辑。“二次革命”失败后，因极力反袁而遭通缉，幸赖妓女黄玉娇之助得以全身。后傅氏因以作《红薇感旧记》，在南社成员中广征题咏，柳亚子辑成《<红薇感旧记>题咏集》并为之作序。1918年12月，傅熊湘与醴陵籍南社社员袁雪安、文湘芷等“过洞庭，经岳阳、汉口、九江、芜湖，到达上海”，【9】投身于驱逐湘督张敬尧的运动之中。
张敬尧（1880—1933）1918年任湖南督军。傅熊湘根据当时报纸和各方面材料编辑的《湘灾纪略》对张敬尧等军阀在湖南的残暴行径有这样的记述：“自六年（1917年）十月，北兵潰退，攸（县）醴（陵）一带，于是始见杀掠矣，岳州于是始见焚毁矣。及南兵至岳，岳州且重受其扰矣。七年（1918年）三月，南兵由岳州潰退，长沙之银行、典当、商号，凡精华所萃之区，于是大受劫掠矣。道途所经，自长沙、湘潭、湘乡以达宝庆、衡阳、永州，又自平江、浏阳、株洲、醴陵以达攸县、茶陵，皆南军先去，北兵踵来，南兵既掠而过，北兵且掠、且淫、且杀而前。而南兵潰卒不能归队者，又勾结土匪骚扰乡村。时各县知事多被迫走，军队所置官吏又复动军需，酷索苛勒，小民疲于奔命，有死无违。于是湘东一带。绵亘数百里间，无不遍遭蹂躏矣。而湘督张敬尧第七师踵至，大肆横暴，杀掠奸淫，靡所不至。湘东之民，如火亦热。”张敬尧的部下“日以寻花姑娘为乐”，“少者固不可免矣，即白头老妇，亦所不免”；屠戮百姓“或剖其心，或刳其腹，或割其势，或抽其肠，或脔其手足，或剥其肌肤，或絮捆油渍而倒焚，或熏鼻烙而痛死……”【10】在这场南北军阀的战争中，受害最重的是几次拉锯的醴陵、株洲两地：“四月二十五日攸县败讯至，潰军麇集醴陵。自攸县以达株洲，无不遍遭焚掠，而尤以醴陵、株洲为甚。醴陵街市万家及渌江大桥，俱于四月二十七日夜分焚毁略尽。人民逃避不及，焚杀以死者殆数千人，积尸遍野。时北军势已不支，遂走株洲。翌日，南军追至，北军复焚株洲而走，市中房屋几尽，人民被杀戮者不可胜记。连日复战，南军败走攸县。五月七日，北军始由株洲列车至醴。时南军已尽出醴陵。北军大肆杀掠，醴城居民，几无幸免。九日复火。于是醴城房屋八千余栋，及公署、教堂，尽伏一炬。居民惨死又数千人。又复连日迫烧乡村房屋数千栋。火势半月不熄。奸淫掳掠，至不忍闻。环地百余里，不见人迹者二十余日。而株洲一带，以数经战斗，残破无余。自株洲至萍乡老关，铁道两旁所有未毁民房，概为兵据。”【11】在这场南北军阀之战中，湖南人民做了政治斗争、军阀扩张实力的牺牲品，张敬尧开进平江，“三天不封刀”，烧杀淫掠，无所不为；“醴陵全城万家，烧毁略尽，延及四乡，经旬始熄。”【12】战事结束后，醴陵全县“仅遗二十八人，此二十八人每对人云：我们妻离子散，骨肉分离，零丁孤苦，并不想活。”【13】在此场浩劫中，醴陵全县共受灾47901户，被杀21542人，焚烧屋宇14752栋，荒田10490户，损失财产19410281元。【14】在1918年3月到1920年6月，张敬尧搜刮湖南民财多达2000余万元。【15】而湖南人民损失达6000余万银元之上。【16】
与此同时，张敬尧也无时无刻不在摧毁湖南教育。1918年3月，张敬尧进入湖南即令军队占驻长沙各个学校。毛泽东就读的湖南第一师范“为张敬尧所部之混成旅所占，仅余寝室二栋，教室三间，师生四百余人逼处一隅，至无空地。而兽军喧嚣数日，故妨课务。”“至于学校经费，常无着落。公立各校及私校之原受津贴者，1918年秋季以后，开学数月，不予一钱。”时任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校长的孔昭绶（南社成员）联合五所公立学校校长“以经费无着，学校即将涣散，联合向张辞职”。【17】
1918年12月，傅熊湘等到达上海，随即便开始了向南北和会请愿的工作。1918年12月8日的《民国日报》便以《旅沪湘人痛陈疾苦》为题，作如是报道：“旅沪湖南善后协会上南北当局电云（衔略）此次战祸，湖南受创最鉅。惨酷之状，前史未闻。曩者湘民，辗转锋镝，号泣无门。今幸双方罢兵，敢以吾湘三千万同胞历劫所受之惨状为当道一瀝陈之：在湘客军，数逾十万。淫掠焚烧，无所不至。举其著者，如醴陵之役，全城被焚；黄土岭之役，女尸满山。此外城镇市村，焚掠蹂躏，几无幸免……”农历除夕前，他编成《湘灾纪略》，并作一绝句：“到耳一城余鬼哭，伤心四野尽鸿嗷。梦梦天道何堪问，拼把生灵付此曹。”春节后，他又根据文湘芷、刘今希等在灾区拍摄的照片，编成了《醴陵兵灾图》，并作《题醴陵兵灾图后》二首：“人民城郭是耶非，孤鹤重来累涕欷。凄绝栋云帘雨尽，空余残堞恋斜暉。”“谁省流民郑侠图，哀鸿遍野待来苏。天高听远殊难问，哭向穷途泪已枯。”1919年2月20日上午，北京政府与广州政府于上海召开“南北和平会议”，傅熊湘、文湘芷等在会上展出了上述资料，“历陈张敬尧在湘之暴与醴民被灾之惨，泪与词迸，指抵几，振振有声，听者为之感动。”（刘约真撰《醴陵县志•人物传七•文启灥传》）谁知南北军阀政客只是在会上讨价还价，完全将傅熊湘、文湘芷等人的诉求置于脑后，上海和会从2月20日到3月2日进行了11天，其中正式会议只开过五天，双方所谈问题可以用毫无进展四个字形容。在这种情况下，傅熊湘有《二月二十八日和议停顿，感事》：“已怨开迟又开歇，重开终恐易飘零。园林是处都无主，风雨中宵苦未停。仙字枉劳镌玉牒，神幡谁与击金铃。只应肠断湖南路，野草连天战血腥。”为了加强舆论宣传的力度。3月2日起，《民国日报》以“湖南善后协会”名义在头版头条发表《湖南公民紧要声明》揭露张敬尧以湖南银行所置沅江田产擅行出卖。5月14日，和议再停，傅熊湘当即以《五月十四日和议再停，书事》为题作绝句四首：“傀儡登场又一回，后台掣线舞前台。等闲戏罢收将去，枉用旁人说怨哀。”“定情钿约记当时，密语犹防鹦鹉知。却被上清诸女妒，专房竟不让蛾眉。”“哀弦独柱不成弹，忍说人间有凤鸾。终赖此公存正气，群儿录录但求官。”“憔悴青衫满泪痕，行吟江月又黄昏。逢人莫便夸诗史，别有伤心未忍言。”从5月14日起，《民国日报》一连几天在第一版通栏大字载：“张敬尧不去，湘祸不了。张敬尧不去，和议不成。总代表注意，分代表注意，湘代表注意！主张不议决去张敬尧，湘人誓图相当之对付。旅沪湘人公决。”同时，《民国日报》的“民国小说”副刊连载“雪苑”（即袁家谱，字雪安，南社社员）的纪实小说《湘祸》。
1920年5月，毛泽东等湖南学联的驱张代表也从北京转战上海，与傅熊湘等人汇合。毛泽东自己就曾经说过：“驱张运动的发起，名流老辈小子后生，一齐加入，就是缘于这几种很深刻的激刺。故湘人驱张，完全因为在人格上湘人与他不能两立。”【18】按照毛泽东的说法，傅熊湘、袁雪安、文湘芷当属“名流老辈”之列，而当时年仅27岁的毛泽东等当属“小子后生”一辈。这两种驱张的力量都在上海汇合，诚如《天问》的创刊号上《去张运动与湖南人》一文所云：这次的驱张运动是湖南人民的“大觉悟、大联合”。此外，前去上海驱张的南社成员文湘芷1912年2月至7月曾任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校长，另一位南社成员孔昭绶也在毛泽东就读第一师范期间两度出任该校校长。这样一种“师生之谊”使“名流老辈小子后生”在异乡的联合更凭添了一种亲和力。
（三）
张敬尧等军阀在湖南恣意杀人放火、奸淫劫掠的罪恶行径给湖南人民带来了空前的灾难，同时也成为文学创作的一种“触发源”。醴陵籍的南社成员刘谦（约真）在醴陵兵灾期间曾领着族中的老弱妇孺，乘木船溯流而上，到江西萍乡避难。辗转流离之中，他创作的诗歌就达38首。事后，他将这38首诗汇编成《戊午集》。【19】集中诸诗，真实地描绘了醴陵人在张敬尧来临时相牵奔避的情景：“健儿威怖小儿啼，得得春山响马蹄。金印尽夸如斗大，还寻萍实到深谿。”（《杂诗》之一）经过军阀部队的洗劫，仅太平山附近“村舍被焚者八十余家”，刘谦悲愤地写道：“缘山入谷正扬麾，已是鸟栖楚幕时，为惜昆冈石同毁，纪功何处觅丰碑。”（《杂诗》之二）醴陵人被迫背井离乡，逃往邻近的江西萍乡，“醴人避萍不下十万，久之，额际咸作煤炭色”，“琐尾流离避缴忙，箐林锻羽太郎当。无端少好成衰丑，不信长寿更有方。”（《杂诗》之三）此时，萍乡的老百姓“方闹荒，醴人购米不得，多流为丐。”刘谦诗曰：“负米其如百里遥，隔江吹彻伍员箫。自来不肯因人热，独上寒山拾堕樵。”（《杂诗》之四）在《在叠前韵二首》的自注中，刘谦还提到这么一件事：当时醴陵官于京者曾致电张敬尧，恳请他下令制止部下的暴虐行为，张竟以“覆巢之下无完卵”答之。另一位醴陵籍的南社成员刘泽湘（今希）在醴陵兵灾期间“尝避之山中，遭暴兵逐击”，他便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写下了歌行体长诗《哀荆南》，全景式的直接描写了醴陵兵灾的惨状，揭露了军阀犯下的罪恶行径：“南风不竞鼓声死，联军勒马还攸水。避敌仇民来健儿，滔天兵祸仓黄起。健儿攘臂初下车，星月无光夜不譁。狠似贪狼狂似虎，朅来舞爪还张牙。张牙舞爪将人攫，初劫市塵后村落。缣帛千箱掠入营，金钱万贯抄充橐。搜牢频数十室空，比户萧条付祝融。烈焰障天三百里，茅檐华屋光争红。王谢堂焦燕巢覆，衔泥从此依林木。琐尾流离道阻长，相逢惟有吞声哭。吞声哭久天不闻，震天枪声响入云。刀光旋逐火光耀，死别生离骨肉分。东邻襁负投亲故，西邻拔宅他乡去。谁省无依南北邻，宿露餐风渺前路。老夫卜筑东茅山，白云明月相往还。朔方健儿好身手，穷追不惮藤蘿攀。飞奔直上层峦去，鸟道千盘不盈步。深林密篝且潜藏，蛇行未敢抬头顾。枪声砉然触耳聋，枪弹直射倒村童。血溅老翁襟袖湿，掩袖浪浪泪雨红。唵唵日斜声渐远，老翁收泪负尸返。临行向我长咨嗟，别有伤心语诚恳。自言家在山之南，有媳十五女十三。昨夜逼奸都毙命，只今藁葬又中男。长男被掳驮军器，少男年小不更事。禾生陇亩杂蒿莱，嗷嗷行复沟中弃。朝来县示贴墙头，似道军民不再仇。岂料绎骚今倍昔，焚余牲畜绕村搜。老身行年今七十，鸱来取子更毁室。可怜野死骨谁收，分作鸟鸢蝼蚁食。行矣自爱盍归欤，人为刀俎子为鱼。国亡种灭浑细事，不见张弧鬼一车。我惨翁言心胆落，重怜翁遇神尤索。蹒跚归卧破山房，两部蛙声争阁阁。嘻嘻蛙何痴，阁阁空尔为？南阡北陌间，谁公复谁私。于今弱肉供强食，是非不辨雄与雌。卧不成眠灯焰灭，啾啾新鬼声凄咽。谁绘荆南兵灾图，江山千里猩红血。”除了这些直接表现醴陵兵灾的诗歌外，湖南籍的南社成员还写了大量的抒情诗，来抒发自己的感慨。在陈家庆的《感湘乱作次韵》中，我们感受到“风潇雨晦悲流徙，月惨霜凄感苦辛”的哀伤；在卜世藩的《伤乱四首》和《戊午五月十六日小住县节孝祠，和约真四首》中，我们感受到“殷遗托命余刀俎，乱德凭谁扫九黎”的愤怒；在文湘芷的《戊午六月余生四十矣，时醴经兵灾邑市为墟，余与钝安、芸厂、今希诸君勉处残城，商办善后事宜，俯仰身世，感赋二律》中，我们感受到“已分逃秦更无地，不须料理武陵行”的惆怅和无奈。
湘籍南社成员在驱张运动中的文学创作，在其他省籍的南社成员中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住在上海近郊金山的高燮在《与傅钝安书》中有云：“一昨忽得执事由沪寄来《湘实纪略》、《醴陵兵灾纪略》各一册，知贤者犹在人间，为之欣跃三百。及徐读二书既竟，则又不禁痛哭大号，丧气数日。安得亟与君握手唏噓一吐其愤懑也。”【20】傅熊湘的《醴陵兵灾图》作成后，首先送给了其时寓居上海江苏常州籍的南社社员汪兰皋。汪兰皋（1869—1925）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曾任醴陵知县，陈蜕庵等纷为幕客，大遭袁世凯之忌，旋被革职。傅熊湘到上海后，就与之取得联系，并请他作《醴陵兵灾图叙》，文载《南社丛刻》21集。柳亚子亦作《题<醴陵兵灾图>》：“坐大江东是祸胎，不征不战费疑猜。会师武汉徒虚语，长岳终教弃甲来。”“平西卖国贼堪杀，营窟臣佗亦盗名。流尽湖湘万家血，可怜护法竟何成。” 【21】吴江凌景坚也有《晤傅屯艮于花园里，赠诗一律，即题其<醴陵兵灾图>》：“野烧苍凉泣寓公，余生江海一相逢。稻粱无地栖归雁，雷雨中宵起蛰龙。节钺新为邻子得，泥丸请自大王封。长图不写凌烟阁，凄绝苍生涕泪中。”【22】徐珂（仲可）作《傅屯艮属题<醴陵兵灾图>后》：“大同不必期，非种或可锄。是亦吾族耳，自杀胡为乎。生齿日益繁，教养果谁恃。拉杂摧烧之，或且快天意。南强北或胜，大小奚所较。何日定于一，春梦我未觉。十日今代出，石砾金为流。宁独楚人怒，问天天悠悠。”“干净土安在，醴灾适然耳。群盗方如毛，圣人亦未死。内忧更外患，人祸还天灾。似此年复年，死所安在哉？黄台瓜日稀，何堪再三摘。且披流民图，莫作抱蔓客。”【23】胡朴安也作《为傅屯艮<醴陵兵灾图>》：“大道久衰息，连年事纷争。潇湘战云恶，干戈横暴兵。万室付一炬，醴陵成空城。地赤烟未息，池涸骨已平。细雨土花紫，阴云鬼火青。井邑改常道，门户不分明。家破身无寄，踯躅城中行。昔日楼与阁，今为棘与荆。蹄螀泣寒月，归燕惊空庭。悲哀谁与语，仰天呜呜鸣。凄风起穷巷，歌舞出大营。将军不足贵，乱世民命轻。”【24】这些题画诗再现了《醴陵兵灾图》中城池遭战火焚毁后的惨状。对于无家可归的湖南民众，表达了无限的同情与悲愤之情。台湾青年学者林香伶认为：“题画诗文在南社中扮演凝聚社友对于画作共识的作用。”“社友为画作索题，除了具有显示朋友交谊的意涵外，还有个人号召力相互较劲的用意。”【25】《醴陵兵灾图》在题材和表现形式上都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文人画，与此相关的大量题画诗文的出现，一方面反映了南社社员对驱张运动的认同，另一方面也显示出傅熊湘在南社中的影响力。
傅熊湘居沪期间，与“南社故旧游讌甚欢”。1919年4月6日，傅熊湘、文斐、文湘芷、钟藻、罗剑仇等醴陵籍社员出席在上海徐园举行的南社第十七次雅集。12月，傅熊湘执编的《南社丛刻》二十一集出版。【26】这一集刊载了他“自戊午年十一月来海上作凡古今体诗140首”胡朴安曾云：“民国九年，屯艮与吹万及余，作无锡、镇江之游，每至一处，屯艮诗辄先成，余与吹万和之。”“兹游也虽仅三日，而神情颇适，得诗甚多。余得古今体14首，吹万得古今体19首，屯艮得古今体9首，刊为《京锡游草》，当时朋辈，互相传观……偕游虽仅三人，而亦南社中一故事也。”【27】傅熊湘频繁地与南社社友交往，很大程度上是出于为驱张运动“造势”的考虑。当时上海报馆的编辑，有相当一部分是南社的成员。傅熊湘的《海盐朱葆庭先生六十寿言》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湘人在沪设湖南善后协会，首揭张敬尧祸湘十大罪，凡万余言，遍登各报告白栏，以为呼吁。熊湘至，问书所自来，则出上海《民国日报》之长沙通信，署名曰凤兮者是也。余忆长沙有同社海盐朱凤蔚，而上海《民国日报》又为老友叶楚伧所主，凤蔚弟纯先亦与焉，是凤兮必凤蔚无疑。既询之楚伧，果然。”【28】除了借助报刊的舆论力量外，傅熊湘等频繁的社交活动，也衍生出大量的与驱张运动相关的诗歌作品。在一次宴请参加南北和会特使王子铭的宴会上，傅熊湘“历述醴陵杀之惨，滔滔数千言，声泪俱下”，同席的南社社友汪兰皋即席赋五律一首云：“稍喜琅琊道，能为飞天来。食人方率兽，复鼎又登台。柱倚申卿哭，城崩杞妇哀。旧游乃堪忆，泪落向隅杯。”傅熊湘第二天即以《幼安县长于王使席上听余演述湘醴兵灾谓听者强半堕泪不独昔日文通黯然神伤也为诗见示次韵奉答》为题，用原韵和四首：“已分身如叶，频经浩劫来。酒难浇垒块，春为黯池台。嘉定三屠痛，扬州十日哀。此情纷在眼，争忍独浮杯。”“当日文通国，曾钦叔度来。都非昔池馆，莫问古亭台。归鹤千年叹，嗷鸿中泽哀。何由循往治，感旧覆深杯。（自注：汪治醴日适丙午萍醴浏革命事起时张文襄方督两湖将驰大兵往剿独醴赖君抗电得免）”“褒鄂森毛发，将军飒爽来。清谈挥玉尘，名士集金台。拯溺凭援手，陈诗与告哀。肯忘同座客，泪滴掌中杯。（自注：王以奉使照料和议来沪）”“望治群生亟，昭苏傒后来。犹闻侈军阀，枉自筑謻台。（自注：和会方以陕西停战参战军停募及借款停付事不果致停议）野有千家哭，人怀九土哀，诸公齐努力，为祝太平杯。”翌日，汪兰皋又叠原韵四首，嗣后，汪兰皋与傅熊湘如有所作，皆用“来、台、哀、杯”四韵。汪兰皋有27首，傅熊湘有12首。一时间，南社社友中用“来、台、哀、杯”四韵赋诗者有25人，得五律174首，七律23首。汪兰皋编辑为《来台集》，排印以遗同人。胡朴安曾如是评价此集云：“南社集会，自为周实丹殉义集会以后，激昂慷慨之气，渐渐沉沦，至民国八年、九年，无复声矣。兹集亦稍见南社当年之精神也。”【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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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南京理工大学学报》2005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