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社张素有关金庸祖父的两篇佚文
金建陵 张末梅
摘 要：笔者新近发现的南社社员张素的两篇佚文不仅为研究金庸的家世乃至其武侠小说创作思想和艺术风格的形成提供了“信而有徵”的资料，而且也有助于对“南社”研究的深入和对张素这位“南社中典型的布衣诗人”认识。
关键词: 南社 张素 金庸 丹阳教案
香港著名作家金庸（原名查良庸）创作的武侠小说多年来一直十分畅销，广大读者都为之倾倒。金庸创作思想和艺术风格的形成也越来越引起文学评论工作者的关注，并且还出现了一些探讨金庸家世的论文。【1】2004年1月3日和1月10日的《丹阳日报》，以两个整版的篇幅，发表了署名为“石头”撰写的《金庸的丹阳情结》一文，详细地介绍了金庸先生1986年春来丹阳寻访其祖父查文清遗踪的缘由和经过。此文中的一段文字引起了笔者的注意：
“1923年，查文清病逝于海宁。丹阳百姓为他在公园内召开了追悼大会。清末举人、南社成员张素作了《光绪辛卯丹阳毁焚教堂始末纪》一文，以表示对他的悼念。”
笔者多年来一直在搜集南社成员张素散佚的诗文，这段文字恰好为这件辑佚的工作又提供了一条线索。
（一）
张素（1877—1945）字挥孙，又字穆如，号婴公。他出生于江苏丹阳城内沈家桥河干的一个“书香门第”。九岁时,父亲就教授其唐诗。随着年龄的增长,杜甫、陆游等沉郁顿挫、慷慨雄健的诗风对其质厚寡言性格的形成有着直接的影响。十五六岁时,他就根据陆游“寒与梅花同不睡,闷寻鹦鹉说无聊”的诗意，将所居之室命名为“闷寻鹦馆”。连那些血气方刚的同学都诧异其“些些胸臆中,何便贮得无聊如许。”就在他15岁那年，家乡爆发了“丹阳教案”。为此，他还以此为题材，创作了《谁氏居》一诗：
彼潭潭者谁氏居，日夕礼拜多教徒。宅旁环植桑万株，美荫沃若城东隅。
讹言忽起闻忿呼，桑下谓有人体膚。婴孩生则尫且癯，死即瘗此喂蜹姑。
脑流血出交糢糊，甚或矐目丧两珠。事有佐证宁诞虚，群执束菅燔以趋。
火发曾不留烬余，天怒人怨此甚乎。嗟今教案无时无，中外交涉繁简书。
穷治此狱追逃逋，黠者乃欲肆毒荼。指名不惜为矫诬，瓜蔓钞及士大夫。
一令强项侃侃如。往复诘辩森眉鬚。某甲某乙名当除，郡守见亦相合符。
遂使善类免戮诛，保全力大政绩殊。自来名宦皆名儒，我为此歌三叹吁。
2007年9月20日，我们在丹阳的民间收藏者殷显春的家中看到了一本有国学大师章炳麟先生题写书名的《柤公沧珊公哀輓录》。“沧珊”是金庸祖父查文清的字。他于清光绪丙戌（1886）年考中进士，光绪十六年（1890）调任江苏丹阳知县。到任后仅数月，丹阳便爆发了震惊中外的“辛卯教案”，查文清也因此被当时的江苏督抚刘坤一“甄别参革”，而并非金庸在《<连城诀>后记》中所云的“辞官”回乡。《祖公沧珊公哀輓录》47—48页刊载了张素撰写的《辛卯教案始末纪》，全文如下：
辛卯夏四月有二十五日，丹阳天主教堂毁于火。洶洶将起大狱，而治其狱者则吾查邑侯沧珊也。侯名文清，字沧珊，浙之海宁人。丙戌进士，以即用分发江苏，补丹阳仅数月。先是邑有无赖子，窃登城东垣，窥教堂作为见隙地所植桑林中，置毙孩尸体无数，心大怪之。时民间方盛倡攘夷之说，又相传异教入中土，好戕贼人，或刳目抉肝，以供合药之用。因即走告市民，市民立譁譟，不期而集者千万人，蜂拥至教堂。堂中教士力拒之，初颇以怒色恶声相向。方争持间，忽有人踰后垣入，锄桑下浮土，得毙孩尸体，举之以示众。众益譁，群呼曰：“火之，火之！”及火发而教堂毁矣。当火未发时，查邑侯已得警报，率文武官坌息驰至，以奇计出教堂中教士于险。会日且晡，市民亦各散去，无从诘主名。翌日而太守闽侯王可庄仁堪自郡来，侯迎白其故，导至天主教堂，按视所谓毙孩尸体者，则纵横交错于地，或矐其目，或断其四肢，至惨酷无人理。各相对流涕，守曰：“此其罪岂专在市民耶！”嗟叹者久之。因与侯约，力为民请命，不济则以官殉。合词陈大府。大府方媚外，既笃老，倦于交涉，又惑教士先入之言，斥侯纵市民仇教。严札日夕至，罗织邑中富室子弟及士族之好为议论者数十人，令侯悉捕置于狱。侯唶曰：“此皆良民，不可枉。吾当视力所及以去就争之。且彼教中莠民，特欲藉此为多索赔款地耳。”于是闭诸胥吏署中，禁消息漏洩，致为彼教挟持，而密与王守商，间道赴省垣，进谒大府，力白诸生冤，侃侃言教案始末。谓赔款可许，藉案以罗织市民则万万不可许。大府难之，以侯为戇然，亦无如侯何。案因逡巡不决，会大府幕僚有与侯雅故者，讽令作书遣侯，怵以利害，俾得稍稍诛戮一二首事以谢外人。侯笑谢之，心念先与王长官有成约矣，且当日市民甚众，吾又安所而得发纵指示者哉。语颇传于外。士洪者，张其姓髡也。多与市民饮博无赖者游。闻之，大感动，趋入署诣侯自陈。侯诘其罪状，士洪慷慨言曰：“发见毙孩尸体者洪，纠集市民者洪，焚毁教堂与詈辱教士者亦洪，洪今愿为侯死矣。”侯泣而下之狱，然心感其义，为申牒大府，援自首减等例贷一死，戍士洪昆山。案以结，士洪既遣，后三月，侯以絓误去官，王守则量移苏州，旋中毒死。
张素写的这篇《始末纪》对“丹阳教案”的叙述与大多数相关文献的记载或报道相似。所不同的是这篇《始末纪》详细地描述了查文清和张士洪这一官一民两个人物的“侠行”。
查文清的“侠行”是贯穿于整个事件的始终。当上峰尚未追查此事时，他就与镇江太守王仁堪约定：“力为民请命，不济则以官殉。”为民请命之故事，自古并不鲜见；为民而“以官殉”，则并不多见。此举倒颇像武侠小说中那些“一念轻生死，千秋定是非”的“侠士”。尽管他“殉”的并不是生命本身，却也是为官者所看重的“政治生命”。当刘坤一的“严札”至时，张素用一“唶”字，简洁而传神地勾画出查文清当时非常矛盾复杂的心理。“唶”，据《汉语大词典》的解释为“赞叹，叹息。”“此皆良民，不可枉。”无奈的叹息之中透露出些许对百姓的赞叹。当他以“力所及以去就争之”时，张素用的是繁笔，将过程的艰难展示出来。写“大府”刘坤一的反映，张素则以“难之”、“以侯为戇然”两处简笔。特别是一个“戇”字，更是用反衬的手法将查文清憨厚和刚直的侠骨义胆凸现出来。更值得一提的是，刘坤一眼中查文清的“戇”，带有向“官场”的“潜规则”进行挑战的意味。张志和、郑春元在《中国文史中的侠客》【2】一书“古代的咏侠诗”一节中云：“诗人所想象的侠客，重义气，轻生死，愿为知己者死，轻名利重报恩，但对于真正的侠客敢于乱法犯禁，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乃至于复仇杀人这些重要的品格，几乎都无所反映。这大概是因为作诗的人，也是做官的人，他们未必能够像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人那样来观察社会的黑暗和不平，当然也就写不出这方面的内容。所以说，归根到底，古代的咏侠诗只不过是反映文人思想观念的一种精神而已。”而查文清“抗强邻之责言，抵上官之严檄，挺然不挠”的行动，则不仅仅是停留在精神上崇拜“侠”的层面，而且是以“以官殉”的举动来实践“侠行”。当“有与侯雅故者，讽令作书遣侯”时，他“侯笑谢之”，拒绝得何等干脆斩截，完全是一副“侠”的行事风格。字里行间，流露出张素及丹阳人民对查文清“侠行”的赞美。
张士洪的“民侠”在其它的文学作品中已司空见惯。更何况他的“侠行”是受到查文清的“感动”而被激发出来的。尽管“辛卯教案”的结局是一场悲剧，但是由查文清这样的“官”和张士洪这样的“民”在互动中表现出来的“侠行”却给在积弱积贫之中的国人的心理上有一种“驱尽人间不平事”的快感。值得一提的是，《始末纪》是一篇纪实作品，并无武侠小说中的虚构。
这对于擅长虚构武侠小说的金庸大师，也许有一种代际之间的心灵感应。就在他还没有降临人世的时候，他的祖父就以自己的身体力行为他的武侠小说提供了一个“侠”的生活原型。张素的这篇《始末纪》则提供了一个“信而有徵”的资料。
（二）
查文清担任丹阳县令的时间并不长，但其“以官殉”的“侠行”却深受丹阳人民的爱戴。尽管他逝世时“距公去吾丹阳之日且三十余年”，丹阳人民仍用各种不同的方式表达着各自的哀思。金庸在《<连城诀>后记》也曾云：祖父“出丧之时，丹阳推了十几位绅士来吊祭。当时领头烧教堂的两人一路哭拜而来。据我伯父、父亲们的说法，那两人走一里路，磕一个头，从丹阳直磕到我故乡。对这个说法，现在我不大相信了，小时候自然信之不疑。不过那两个人十分感激，最后几里路磕头而来当然是很可能的。”此次笔者看到的《祖公沧珊公哀輓录》，就刊有一张题为《丹阳前邑侯查公追悼会会场正面》的照片。在这本《哀輓录》的50—51页，另还刊有张素写的《前县令查公沧珊追悼文》和张素挽查文清的一副挽联：“吾民置冢立祠无忘百世而后，当日流芳遗臭只在一念之间。”
张素的文辞素为清末民初的丹阳人推崇。裴延九曾在《追唁张挥孙》一文中云：“我想近五十年间，吾阳应推独步。”马相伯先生也“尝以李泌小友目先生，并且说三不朽盛业，先生系立言之重！”【3】查文清生前也曾请张素为其族人查抡先夫妇70岁生日赋诗六首，张素的《闷寻鹦馆诗抄》中就有《海宁查抡先夫妇皆年七十赋述怀诗六章次韵奉祝》：
上序曾闻拜老更，白头今见寿星明。携孥梅福为仙宦，课子王通有学程。
五岳真形图遁甲，八璈广乐奏由庚。充闾瑞气辉云日，喜入桑榆晚弄晴。
稗海东西若户庭，壮游万里昔曾经。文章价重鞮兼译，赠畣萹传影与形。
学钓远从龙伯国，泛槎旧傍使臣星。才名岂藉科名显，路蹑青云步肯停。
料量行縢别故园，补官喜不值冲烦。诗书画早惊三绝，福寿男尤萃一门。
饮水味清思建业，绣丝人老慕平原。移家沪上林亭好，读易垂帘却世喧。
奉檄巡淮到海边，汉家盐铁着新篇。摩挱崔逸题名石，矍铄师丹赐杖年。
酒进介麋歌大耊，庵寻扪虱记前缘。便携画底通灵笔，貌取红莲太乙船。
偕老堂高七十秋，步行两不仗扶留。彩衣舞每看儿戏，斗酒归频与妇谋。
梁孟齐眉称并隐，刘樊携手快同游。当筵郦菊浮新酿，对饮何妨注一瓯。
扙履风回九月春，锦堂歌煗落梁尘。述怀诗好花俱妒，祝嘏人来酒不贫。
苹野再赓期异日，桑田追话得闲身。词坛尊宿吾曾识，老去逃名谢茂秦。
抗日战争之前，丹阳一些社会名流的《挽歌》、《诔文》、《悼文》和《祭文》，有许多就出自张素的手笔。查文清逝世后，邑人让张素撰写《悼文》也就在情理之中。《前县令查公沧珊追悼文》的原文如下：
史称：朱邑尝官桐乡，及后且卒，语其子曰：“必葬我桐乡，桐乡之民爱我。”乌乎！邑亦何术，而得此于桐乡之民哉。夫以邑之惓惓不忘桐乡，知桐乡之民亦将惓惓而不能忘邑也。自古吏民之间，其相感者，以诚，以公，以仁，以宽。诚则无伪，公则无私，仁则无刻深，宽则无束缚驰骤。究其归，则惟爱民而已。爱民者，民恒爱之。昔朱邑以此得之于桐乡，今查公沧珊以此得之于吾丹阳。则虽谓公为桐乡朱邑可耳。窃闻查公沧珊之治吾丹阳也，非有他术，惟念念不忘吾丹阳之民，以真性情相洽。即猝有危疑震撼集于前，而公犹必反之于心曰：“诚乎？公乎？私乎？刻深乎？宽乎？束缚驰骤乎？特吾必有以爱吾民。且即爱民，亦吾分内事也。所谓危疑震撼，其由外铄我者。虽百阻难，犹将决然排去。”于身之利害，官之得失，盖均非其心之所屑计焉。是故清光绪间，吾邑焚毁教堂一狱，抗强邻之责言，抵上官之严檄，挺然不挠。凡所以保全吾丹阳之民命者，实多在公。初非用此以市德于民，而民之被其德者，至于齑身没齿，犹慷慨感激，垂涕泣而道之。然则如之何而使吾民之能忘其德也。非惟不敢忘，抑亦不忍忘。德而至于不忍忘，其德也厚矣。今者距公去吾丹阳之日且三十余年。其间陵谷贸迁，郡县易制，既清鼎之革，亦已若斯其久也。顾一旦闻公凶耗，无男女老幼，莫不痛哭失声，若犹可招而复者。招而不可复，乃始开会追悼，以冀稍稍杀其悲哀之思。则所以报公者，亦仅然。非公之遗爱及人，则亦何由致此。乌乎！前乎公或后乎公，曾蒞官吾丹阳之人，无虑百十数。于其去留生死，吾民乃悉不措意。今独于公之死也，民各攀号恋慕，皇然不能终日。此岂有私爱于公也哉？要公当日爱民之政，诚、公、仁、宽入人深，而感人切，尸祝且及于百世之下。彼桐乡之但为朱邑立祠置冢者，亦恶足以当之。
这篇《悼文》超出了一般悼文的格式，而是着重探究丹阳人民爱戴查文清的原因。张素在文中设问：“前乎公或后乎公，曾蒞官吾丹阳之人，无虑百十数。于其去留生死，吾民乃悉不措意。今独于公之死也，民各攀号恋慕，皇然不能终日。此岂有私爱于公也哉？”《悼文》的开头以汉代循吏朱邑在任时行惠政、有遗爱的典故引出话题，道出查文清治理丹阳时“非有他术，惟念念不忘吾丹阳之民，以真性情相洽。”文中所云之“术”，可以解读为是一种执政的理念。查文清“抗强邻之责言，抵上官之严檄，挺然不挠”，敢于“以官殉”的“侠行”正是建立在这样一种执政理念的基础之上。惟因如此，他在“猝有危疑震撼集于前”时才显出镇定、坦荡、斩截的执政能力，才会“于身之利害，官之得失，盖均非其心之所屑计焉。”尽管他治理丹阳的时间并不长，但因其“诚、公、仁、宽入入人深，而感人切”，尤其是他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凸显出来“侠行”在丹阳人民的心目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乃至在“距公去吾丹阳之日且三十余年”时，丹阳人民还“一旦闻公凶耗，无男女老幼，莫不痛哭失声，若犹可招而复者。招而不可复，乃始开会追悼，以冀稍稍杀其悲哀之思。”
1926年编纂的《丹阳县续志卷十二·名宦》中，还有查文清离开丹阳后“民立‘去思碑’颂其德”的记载。金庸在《<连城诀>后记》提到的那个叫“和生”老人的经历，也能让我们从一个侧面了解查文清昔日在丹阳的“爱民之政”：
他是江苏丹阳人，家里开一家小豆腐店，父母替他跟邻居一个美貌的姑娘对了亲。家里
积蓄了几年，就要给他完婚了。这年十二月，一家财主叫他去磨做年糕的米粉。这家财主又
开当铺，又开酱园，家里有座大花园。磨豆腐和磨米粉，工作是差不多的。财主家过年要磨
好几石糯米，磨粉的工夫在财主家后厅上做。这种磨粉的事我见得多了，只磨得几天，磨子
旁地下的青砖上就有一圈淡淡的脚印，那是推磨的人踏出来的。江南各处的风俗都差不多，
所以他一说我就懂了。
只为要赶时候，磨米粉的工夫往往要做到晚上十点、十一点钟。这天他收了工，已经很
晚了，正要回家，财主家里许多人叫了起来：“有贼！”有人叫他到花园去帮同捉贼。他一
奔进花园，就给人几棍子打倒，说他是“贼骨头”，好几个人用棍子打得他遍体鳞伤，还打
断了几根肋骨，他的半边驼就是这样造成的。他头上吃了几棍，昏晕了过去，醒转来时，身
边有许多金银首饰，说是从他身上搜出来的。又有人在他竹箩的米粉底下搜出了一些金银和
铜钱，于是将他送进知县衙门。贼赃俱在，他也分辩不来，给打了几十板，收进了监牢。
本来就算是作贼，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罪名，但他给关了两年多才放出来。在这段时期
中，他父亲、母亲都气死了，他的未婚妻给财主少爷娶了去做继室。
他从牢里出来之后，知道这一切都是那财主少爷陷害。有一天在街上撞到，他取出一直
藏在身边的尖刀，在那财主少爷身上刺了几刀。他也不逃走，任由差役捉了去。那财主少爷
只是受了重伤，却没有死。但财主家不断贿赂县官、师爷和狱卒，想将他在狱中害死，以免
他出来后再寻仇。
他说：“真是菩萨保佑，不到一年，老爷来做丹阳县正堂，他老人家救了我命。”
他说的老爷，是我祖父。
……
和生说，我祖父接任做丹阳知县后，就重审狱中每一个囚犯，得知了和生的冤屈。可是
他刺人行凶，确是事实，也不便擅放。我祖父辞官回家时，索性悄悄将他带了来，就养在我
家里。
日后，这位“和生”老人就成为金庸《连城诀》的人物原型。
（三）
此次发现的两篇张素的佚文不仅为研究金庸的家世乃至其武侠小说创作思想和艺术风格的形成提供了“信而有徵”的资料，而且也有助于对“南社”研究的深入和对张素这位“南社中典型的布衣诗人”认识。
“南社”成立与1909年，这正是一个“侠风不在”的年代。“南社”人推崇的龚自珍在《己亥杂诗》中就云：“陶潜诗喜说荆轲，想见停云发浩歌。吟到恩仇心事涌，江湖侠骨已无多。”梁启超也曾感叹：“诗界千年靡靡风，兵魂销尽国魂空。”他所说的“国魂”其实就包含了“游侠魂”。“南社”人喜以“剑”为书斋名和字、号名，正是对“侠”的倾心、崇拜和渴望，并以此相互标榜和砥砺，聚集志同道合的社友，投身于反清的斗争之中。辛亥革命后，“南社”人崇尚的游侠精神再度失落。当年“立身儒与侠，知己剑及箫”（周实《无尽庵独坐》）的志士仁人们一旦坐起江山来，着眼点也从破坏转向了建设。张素撰写《辛卯教案始末纪》之时，“南社”已渐停渐止。他对查文清的叙述和赞美，既是对“侠行”的追慕，又有对“南社”人“尚侠”精神的依恋。
张素早年在上海的《南方日报》及《新闻报》当编辑。后又邀赴东北主《远东报》笔政。这一期间，他曾以“道孳”、“孳”为笔名，撰写了大量的《短评》抨击军阀的强权政治和统治，为老百姓的疾苦鼓与呼。后“为反对帝俄鼓吹外蒙独立问题拂袖南归”。柳光辽先生在《<南社张素诗文辑存>序》曾如是评价：“张素先生是南社早期的社员，自幼喜吟诗，常把平时所见所闻所想创作成诗词记录下来。先生的中青年时期，为谋生背井离乡，四处奔波。飘泊孤寂的行旅生活，丰富了阅历，凝炼了情感。晚年返乡，却又遭逢日寇发动侵华战争，为避战火，辗转颠沛在逃难路上，饱受沦陷之苦。先生长期生活在社会的基层，贴近百姓，了解百姓，是南社中典型的布衣诗人。他的诗词有很强的历史感和人民性。”张素撰写的《前县令查公沧珊追悼文》中，就鲜明的提出：“自古吏民之间，其相感者，以诚，以公，以仁，以宽。诚则无伪，公则无私，仁则无刻深，宽则无束缚驰骤。究其归，则惟爱民而已。爱民者，民恒爱之。”惟有吏民之间的“互爱”，才能真正体现“博爱”的精神，才是在践行孙中山提倡的“天下为公”。《追悼文》的字里行间，既饱含着他对查文清的建立在“民本”基础之上的“侠行”的赞美，也透露出他心目中的理想和对“爱民之政”的呼唤。
【1】洪永铿《海宁查氏与查慎行世系考》[J]《浙江学刊》2007,(1)；陈启文《金庸的故乡情结》[J]《百年潮》2003,(9)；吴梁《金庸家世浅探》[J]《嘉兴高等专科学校学报》1997,(1)
【2】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310页。
【3】见丹阳旅沪同乡会整理委员会秘书处于民国三十五年（1946）七月编辑出版的《丹阳旅沪同乡会复员纪念刊》
（载《南京理工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