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是鸳鸯蝴蝶派的发祥地。我们熟悉周瘦鹃、严独鹤、张恨水、赵苕狂、郑逸梅等前辈的名字和他们的文学业绩。然而，有关他们的传记资料却很少，只有张恨水、周瘦鹃的研究还颇具规模。严芙孙等著的《民国旧派小说名家小史》一文中，开列了六十六位名家，关于赵苕狂的文字也很简练。当笔者得知赵苕狂哲嗣赵宜生先生从海外回国小住，于是相约访问了他，希望了解更多的有关他父亲的情况。
读的是电机系，但是怕电线
鸳鸯蝴蝶派作者大多是江苏浙江人氏，以苏州人为多，如周瘦鹃、范烟桥、程小青等。据赵宜生介绍，赵苕狂的那一支赵氏最早发源地在甘肃天水，后来迁到浙江吴兴。所以赵苕狂籍贯是“浙江吴兴”。
赵苕狂一八九三年出生于世代书香门第，他的母亲徐畹兰（曼仙）当时在德清是个才女，和秋瑾同辈，和她很接近。是个画家又是诗人。赵宜生说：“赵家门第历代做官，官至两江总督，到我祖父一代是布衣了。”
赵苕狂名泽霖，字雨苍，取霖雨苍生之意。苕狂是笔名。为什么起笔名“苕狂”呢？原来“苕”是“家在苕溪”的“苕”，那“狂”字，赵宜生也说不清楚，或者一时不太好说。
赵苕狂是独子，生在世代书香门第之家，母亲又是才女，受到的教育可以想像。他于民国元年上海南洋公学毕业。读的是电机系。还有美国给他的留学证书。那么，为什么他读电机系？毕业后又不去美国留学？赵苕狂向他儿子解释：当年有一股少年热情要救国，于是读了电机系。为啥后来又放弃了呢？有个原因，他说，当时要申请去美国读书的奖学金也不是很容易得到的，文凭拿到了，还要有一笔钱，而这时家境已不怎么好了。
他儿子笑着对我说：“我父亲读的是电机系，但看见电线吓的。如果看到有人弄电线，总吓势势地说，‘不可以，触电触电！’”由此猜想，这大概也是放弃电机，结果做个文化人的缘故吧。
“他从小便嗜阅小说，出了学堂以后，就动笔撰述。从前包天笑主编《小说大观》的时候，已经有他的著作。”严芙孙在《名家小史》里如是介绍。
为什么弃工从文？赵苕狂对他儿子说的理由中还有这么一句：“我十四岁就开始出版本子。”言下之意，从文的基础牢固。同时，家中的藏书肯定不少，才会有“他从小躲在帐子里看书，所以造成一双很深的近视眼”。
称金子送给小偷
虽然家道中落，家里还是有家底。赵苕狂的父亲在他出生不久就去世，母亲虽是才女，但家里都是文化人，经营的事不懂，以至这个家不善于理财。他们把家中所有财产集中起来，委托同族的人管理，开了一家洋蜡烛店。那时没有电灯，家家要用蜡烛点灯的，应该说经营不会太差。当时，店开在湖州城里，赵苕狂也不去过问这店的经营情况，最后同族的人告诉他，说这店全部亏损了。什么原因呢？也不晓得。后来才知道，钱都转到那同族管理人的口袋里了。
本来，赵苕狂想赚了钱有笔基金可以出去留学，最后变得一场空，这样也就不做这个留学梦了。大东书局开业请他当第一任总编辑，以后，又被请到世界书局。他在世界书局任十七年总编。世界书局的最后一任总经理是陆高谊。凡世界书局出版的古典文学，如四大文学名著，每本书前都有赵苕狂写的考据。署：赵苕狂考。
赵宜生说，他父亲对考据非常有兴趣。对古诗下过相当心思，平常手边有两本书不离手，一是《曾文正公全集》，一本是《十三经注疏》。他不断地在弄古文，家里的经济情况也不管，以至“父亲的文化界的朋友到要紧关头，常要‘苕狂老哥’帮忙写考据。他古文相当好，然很谦虚讲自己文章还可以，书法拿不出去。其实他都用毛笔书写的，以前我有他的手稿。写得还可以，可能称不上书法家。”
当我问及这些手稿时，他说，父亲的手稿有些可能当家庭经济不好时，卖掉字画时带了出去，“文化大革命”时也毁掉不少。
这时，在一旁听谈话的赵夫人金女士忍不住插话：“他们家里人不理财的。”还讲了一个故事来印证：“以前他们家里房子大，小偷掘壁洞时，被佣人捉牢了。他们主人对小偷讲，你以后不要来偷了。叫佣人称点金子给他。”
我听了哈哈大笑，“金子用秤来称的？”赵宜生马上解释：“这和家庭出身有关。财是无所谓，尤其搞了文化以后，这种看得淡来兮。”
此一时彼一时。赵宜生说，他父亲在抗战八年中生活相当艰苦。除了从前的朋友们帮他忙，特别有正气出版社老板叫陆宗实，不断地帮忙，叫他写东西，整个抗战时期都靠他写文章度日。“我有一天心血来潮在学写武侠小说，父亲看到我写的东西，说写得不错么，从构思到成篇都不错。于是，拿去给书店老板看，说这是我儿子写的，你看可以吗？老板讲，可以可以。正气书店替我出版了，书名叫《独行侠》。”
那时出书有这么便当？我惊异地看着他。赵宜生谦虚地说：“当然，我父亲替我捉过刀。以后，我还在书摊上看到过它。用的笔名叫天水宜生。”还向我解释，这笔名出于百家姓里走肖赵，郡望是天水。这时他十六七岁。
两大嗜好：喝酒和赌狗
严芙孙在介绍赵苕狂时说，“他生平的嗜好，最欢喜吃酒。”郑逸梅进一步说，“赵苕狂的嗜酒，不醉不归。”作为儿子的赵宜生最有发言权了。他怎么说呢？他说：“我父亲一生中有几个嗜好，一个是酒。他为啥‘狂’？就是吃酒。他吃酒的狂在文人圈子里都知道，他‘狂’在要全醉才回家。为这事我母亲很担心，他吃醉酒常常要不见的，于是在他的长衫袋里缝上家里的地址，怕他醉了回不了家。”
赵宜生先生接着介绍：“这种喝酒的形式叫‘过桥’。即从小盅碗一点点大下去、大下去到大汤碗。他们的文人圈子用这种办法吃酒消遣。”
“用这种办法吃酒，是否一边酬唱？”我问。
“不太清楚。好像还豁拳。他们文人圈中成立了一个同志生日会。这一批人中我父亲特别有人气有才干。有一次，我父亲四十岁生日，他们从景德镇订了一套茶具送过来，像模像样，中间还有老寿星。”
这批朋友在“过桥”时，总说：“苕狂先生一定要吃酒吃到最后的大汤碗！”
赵宜生用手比画那碗的大小，接着说：“这样不要吃醉？吃吃，吃到最后要吃最大的汤碗。酒店一听苕狂先生要吃酒，总拿陈年的花雕出来，而且，一定要吃裕丰泰的花雕。醉到什么程度？要吃到天亮。
“从前弄堂里有马桶车，天亮时马桶车、垃圾车都出来。有个邻居也是朋友，两个人一道，那垃圾车有扇小铁门，人家看到，他和朋友俩很有礼貌打开小铁门讲：苕哥请。一个讲：你请。这还算好，在弄堂里吃醉。还有吃醉酒把身上的皮夹子全送给黄包车夫。人家讲，苕哥这人有才气，又讲义气。我父亲的个性就是这样。”
按照这儿子的说法，这醉酒似乎在于同好者之间。而郑逸梅先生的讲法颇有不同，他在《南社丛谈》中讲了一个故事：赵苕狂“酒叙动辄和人斗饮，一次，对方婉却，他拿起瓷盆，掷诸地上，合座为之惊讶，人问他为何发怒？他说：‘倘不喝酒，有如此盆！’所以他每次酒叙，明天往往遍访同座者，询问‘一昨有否失礼及得罪处’，向人道歉。”
如此看来，不论是朋友劝酒，还是苕狂老斗酒，他的嗜酒名气的确很响。
“我父亲还有一个嗜好。”赵宜生接着向我介绍，“就是看跑马、跑狗。迷到什么程度？每个礼拜一定要去。他英文很好，有个时候用英文写作。人家讲：‘苕狂先生，你介喜欢跑马，我介绍你一个职业，你愿意吗？你到跑马总会去担任英文秘书，怎么样？’我父亲一听非常高兴。就做这个工作，用业余时间来写作。”
据说，以后他就职出版机构，也和老板预先约定，赛马时期，须给他假期。否则，对一个每逢春秋赛马，必与其盛，以博胜负的赌客，不能躬逢其盛是极其难受的制约。老板为了揽人材也只有同意这个要求。但到后期，他赚来的钱都还给跑马场，输在那里。
以我的孤陋寡闻，握笔为文的人有这样两大嗜好，并到如此痴迷的程度并不多见。
文友之间
我希望他能说些他父亲与文友交往的情况，于是从周瘦鹃和赵苕狂主编的《游戏世界》广告词说起。那广告词说：“《游戏世界》是诸君排闷消愁一条玫瑰之路。”说得很动听。它是以消闲、趣味为文学宗旨，具有明显消遣性质的杂志。我告诉他：你知道星社吗？这也是鸳鸯蝴蝶派的社团。有记载，星社最初成立仅九人，到抗战前夕发展到一百人左右。抗战爆发后星散。这个团体你父亲大约会参加的。
他后来记起来，父亲曾参加过柳亚子的南社。果然，我在郑逸梅编著的《南社丛谈》中，找到《赵苕狂事略》，《赵泽霖诗选一首》。在南社社友著述存目中，赵苕狂条目下有二十五种书，传奇类、侠客类、侦探类居多，属典型的鸳鸯蝴蝶派作品。
《红杂志》是《红玫瑰》的前身。严独鹤是名义主编，实际是施济群编的。《红杂志》出满百期以后改名《红玫瑰》，赵苕狂主编，严独鹤是名誉编辑。从一九二三年七月到一九三二年一月止《红玫瑰》共出版了九年。我觉得这里时间的讲法有矛盾，还需查考。《红玫瑰》还有不少衍生的杂志如《红玫瑰画报》、《玫瑰丛刊》等。我看到赵宜生家里的书架上陈列着《红杂志》、《红玫瑰》的影印本，规模不小，四十年代时鸳鸯蝴蝶派的刊物也有二十几种。赵宜生了解一些当时出版物的情况，他说：“这时流行方型刊物，一种大的方型。版面分上下两栏。过去纸张紧张到有时是红色纸张，有时一下子是绿色的。方型刊物是一下子冒出来，如《七日谈》、《十日谈》。我父亲在上面写了不少，用什么笔名记不起来了。写小的掌故，也写连载，好像也有武侠小说。”
“访张恨水不遇，赵苕狂父子跳黄浦”
讲起小报文人，大家都知道是一些穷极无聊，无事生非，摇笔竿子的人。但也讲不清个究竟。赵宜生记得他父亲的文友中，那时有一个小报记者叫曹梦渔，也做过生意。抗战期间住在一个双亭子间。他好色，有六个老婆，一部汽车。常常弯过来叫“苕哥，苕哥。今天不行了，老四、老五打架了。”除了他的大老婆住在乡下，一个双亭子间住了四个老婆，没有事情和平共话。汽车停在下面，有钱加点汽油开出去，穷的时候汽车就抛在下面。这样的文人真可谓旧上海一景。
“我父亲的朋友常以他为中心活动。来来去去的文化人流动性蛮大的，有一段时间看重我父亲来往蛮多，后来就散掉了。再过一段时间还有一批另外的朋友……”赵宜生还说了一个旧闻：“解放前夕，父亲常带我去看名人。有一次父亲领我去看张恨水，他从北方回来。结果没有看到。既然出来了，就领我坐了黄包车到外滩玩。正好碰到小报记者，瞎谈谈。第二天报上有文章登出来：‘访张恨水不遇，赵苕狂父子跳黄浦。”
这样的小报让人哭笑不得。赵宜生摇摇头，嘿嘿干笑。这故事很典型，似乎让我们触摸到一些小报文人的生存状态。赵宜生说：“这是抗战之前。我这时很小。我父亲有一段时间患严重神经衰弱，住在三层楼上，外面下大雪，他心血来潮，在窗口唱‘我在城楼观山景，忽听得下面乱哄哄……’。他喜欢京剧，拍过一张扮黄天霸的剧照。以前家里有一箱子梅兰芳的剧照。因为他主编《红玫瑰》杂志要用。和梅兰芳过从也颇为密切，大凡梅兰芳来上海演出，总送戏票请他观摩，送的剧照也非常多。一般上海有文化活动都会参加。二十年代，甚至三十年代，你只要一说赵苕狂，人家都知道。”
困顿的晚年生活
抗战时期，赵苕狂在世界书局的工作已经不做了，专在家里写章回小说，每天有人骑自行车来取稿子。当时时行方型期刊，很多方型刊物要他写。每天黄昏时报社里有人来取稿。尽管这时他家的经济条件不好，每天总有东西“孝敬”那跑腿的差人。或者买斤饼干给他，或者什么好的东西留着给他。可见他那时生活的窘迫。
周围有些朋友们常问他最近经济怎样？看他吃东西不考究，估计经济较拮据，特意介绍几个女同胞跟他学古文。这些女的大都是姨太太，为赶时髦，每周来三次，汽车开到门口。整个抗日战争时期教古文补贴家用，成了经济来源。
将近解放，他也近六十岁。也有报刊或什么地方请他写稿。赵宜生记得印象深的是编了本连环画《马克思传》。画稿是华东人民出版社搞的。
“我父亲不喜欢去联系著名的人。在接到为连环画编文的工作时，曾参加过连环画作家联谊会。五十年代，刚解放时生活困难，正气书局的老板陆宗实，对他说你写什么都可以，帮他忙。我父亲个性傲得很，不去求人，能够活就活，带有点抑郁。还有严重的神经衰弱。”
“后来他抑郁而死。觉得堂堂一个有名的作家，当时落到为连环画编文的地步，搞这些东西，生活没有前途。死时虚岁六十岁。”赵宜生说。
赵宜生介绍：“我父亲这时有教书的机会，他也不要去。他喜欢自由职业。这和我父亲的家庭出身有关。他是从富裕的家败落下来。他常讲程小青是非常贫困的出身，蛮崇敬他。”这时，赵宜生向我回忆起念中学时的情景：“我读过正养中学，这是苏州东吴大学附中，校长范烟桥。老师都是文化界里的人。我的课堂里有陆高谊的儿子，翁同的曾孙，周瘦鹃的儿子，我是赵苕狂的儿子。
“程小青是我们语文老师，有一次语文考试，试卷发下来后，老师在上面看报，后面的学生开心得很，马上拿书出来抄。结果成绩发下来，凡有小动作的抄书的小朋友都是零分。同学去问了，我考得介好怎么得零分？老师讲，我是写侦探小说的，考试时我在报纸上挖两个洞看你们自觉不自觉。你们不晓得吧。以后，凡他的考试，即使程小青不在教室里，大家也不敢做小动作。”
赵苕狂卒于一九五三年。原葬在佛教公墓，“文革”时被毁。现和他夫人合葬在苏州木渎藏书楼东广场。据说环境很好。
（摘自孔海珠著《聚散之间——上海文坛旧事》学林出版社2002年12月出版）
赵苕狂主编的杂志《红玫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