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初期的语文课本

金建陵

 

     随着科举制度的寿终正寝和洋务教育思潮广泛深入的传播,现代意义上的学校终于在癸卯年(1904)应运而生。中小学的教科书自然也就成了印数最大、读者最多的图书。然而,有一种现象颇值得“藏书”者注意:国内几乎所有的公共图书馆都不收藏中小学教科书。随着岁月的流逝,历史上曾经广为流通的教科书反倒成了“稀世之宝”,成为收藏家和研究者寻觅的珍品。

     1912119日,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颁布了《普通教育暂行办法》。规定:“凡各种教科书,务合于共和国宗旨,清学部颁行之教科书一律禁用。”随后的《中学校令施行规则》又提出:“国文要旨在通解普通语言文字,能自由发表思想,并使略解高深文字,涵养文学之兴趣,兼一启发德智。国文首宜授以近世文,渐及于近古文,并文字源流,文法要略及文学史,使作实用简易之文,兼课习字。”民国初期出版的一些语文课本大多按这一要求来编写的。“这一时期有重要影响的教科书是:许国英的《共和国教科书国文读本》(1913),谢无量的《新制国文教本》(1915)刘宗向的《中等学校国文读本(1914)等。”【1】

    值得一提的是:许国英、谢无量和刘宗向皆是“南社”成员。许国英(18751923),江苏武进人。1903年应盛宣怀之聘,掌教上海徐家汇之南洋公学,旋受商务印书馆之聘,编辑《中学国文史学讲义》、《国文评注》等教科书。辛亥革命后任财政部秘书。卒以不惯官场生活,辞归沪上,以编书、写书为生。除所编《国文读本》有较大的影响外,其以清宫秘事、轶事为题材的掌故小说《南巡秘记》、《十叶野闻》、《三海秘录》、《泣路记》《新华秘记》等也影响很大,今尚有新的版本行世。刘宗向(1879—1951),湖南长沙人。1904年入长沙明德学堂,旋考入京师大学堂。毕业后任山西大学教授。1911年回湘,先后在湖南高等学堂、中路师范学堂任教,任《湖南教育》编辑,创办宏文书社,后任湖南高等师范校长、湖南大学教授。

    与许国英、刘宗向相比,谢无量的《新制国文教本》出版的时间稍晚,影响力却最大,它在文章编排上突破了纯粹以时代为序的旧模式,兼顾了时代先后和文字深浅,并开始略分文体。全书四册,每册均按体裁分编。该书的“编”虽然不是现代严格意义上的单元,然已具有组元的思想,开创了教材编排的新的体例。谢无量(18841964),四川乐至人。他四岁随父母赴安徽,从父习诗文典籍,后又拜汤寿潜为师。1901年考入上海南洋公学后,与马一浮等创办翻译会社,编辑出版《翻译世界》。这一时期,结识章太炎、邹容、章士钊等人,为《苏报》撰稿。19036月“苏报案”后,赴日本学习。次年3月回国,先后在镇江、杭州等地学校任教。1906年赴北京任《京报》主笔。1909年被聘为四川存古学堂监督。同年10月四川成立咨议局,与张澜等一起参加立宪运动,曾受托撰写《国会请愿书》。19116月又与张澜等人参加保路运动。1913年赴上海,为中华书局编辑编书。期间,他“不入街肆”,悉心写作,埋首编书二十余种。《新制国文教本》就是成果之一。

    上述三套语文教科书,两套在上海出版,一套在长沙出版。几家出版社不约而同地聘请南社社员担任语文教材的编写工作,固然与他们大都是饱学之士有关,但更重要的还是看重南社在当时的政治背景。1912年,孙中山在南京就临时大总统职,南社成员在临时政府内任职的就有:内务次长居正、实业次长马君武、司法次长吕志伊、教育次长景耀月、交通次长于右任。难怪曹聚仁先生要说:“南京所建立的国民政府,乃是陈英士派的武治,南社的文治。”【2】

    “五四”以后,文学革命和国语运动的掀起。1920124日,教育部正式下令小学国文改为国语,并自秋季起教科书一律改用白话。靠出版教科书起家的商务印书馆当年就出版了由洪北平编的中等学校《白话文苑》。全书共四册,供四年制中学用。这是专选语体文作为中学语文课本的最早的一套教科书。所选的文章大多数是当时报纸杂志发表的白话文,也选了一些古代的白话小说、诗歌和语录等。该教材始用新式标点符号,每篇都提行分段。例如:第一册共选文40篇,有蔡元培的《劳工神圣》、《杜威博士生日演说词》;胡适的《李超传》、《曹氏显承堂族谱序》;钱玄同的《尝试集序》、《阳历》;梁启超的《人生目的何在》、《无聊消遣》、《最苦与最乐》;沈玄庐的《谁是师,谁是敌》、《怕死么?》、《笔与枪》、《秘密》;陈独秀的《人生真义》等,此外,又节选了《儒林外史》中的《王冕》、《郭孝子寻亲记》两个章节和程颢、程颐、朱熹的语录各一篇。黎锦熙先生如是评价:“这部书虽因急于出版,内容欠精,但总算是第一部纯采语体文,全用新式标点符号并提行分段的中学教科书了。”【3】

    该书的封三上有广告云:“近来中等学校,很提倡白话文,但是没有适用的教本,取材也很困难,这部书是南开大学教员洪北平、何仲英两位先生选辑的,有古名贤程颢、程颐、朱熹及现代教育家蔡元培、胡适、钱玄同、梁启超、沈玄庐、陈独秀诸先生的著作,不但形式上可得白话文的模范,就是实质上也都是有关新道德新知识新思想的文字,并且和中等学校的程度很合,另编《参考书》,凡是考据解释和语文的组织法,都详细说明,还有新文谈若干修载在后面,好算一种破天荒的教科书了!”这套“破天荒的教科书”在半年内就出了四版。1921年,该书封三上的广告又云:“提倡白话文以来,中等学校苦无适当的教材,这部书精选古今名人的白话文,分订四本,并且有参考书同时出版,内容很切现代思潮,国民修养。就是语法篇法,都很妥适,可作模范,要算唯一的白话文教本了。”

    这套书还首次让外国文学作品进入了语文教科书,全套书共收有四篇:胡适翻译的法国作家都德的小说《最后一课》;刘半农翻译的英国诗人虎特(编者按:“虎特”即英国诗人托马斯?胡德Thomas Hood,1799—1845)的诗《缝衣曲》;耿济之翻译的俄国作家屠格涅夫的小说《航海》和托尔斯泰的小说《三问题》。

    洪北平(18931953)也是一位南社社员,由扬州市地方志办公室肖维琪、顾一平编写的《南社中的扬州人》(19917月内部刊印)载:“洪北平,名为藩,字白苹,号北平,江苏仪征人。世居扬州……父洪钟,曾任江苏江阴、浙江余杭知县。为官清正,不善奉迎。”“洪北平自幼聪颖,好读不辍,为人谦逊宽厚,甘于清贫,有乃父之风。早年就读于南京高师文科,毕业后致力于教育文化事业,先后执教于江苏省立一中、扬州中学、上海复旦大学等十余所大中专院校。”“不论在中学或大学,洪北平授课时,总是和颜悦色,循循善诱,学生很愿意听他的课,也很尊敬他。他离开复旦大学时,同学们特地制作了刻有‘春风风人’四字的银盾送给他作为纪念。他授课的教材都是自己编写。他结合教学,编写出版了《白话文苑》、《国学研究法》。还经常在《小说月报》等刊物上发表小说及译作,1921年刊在《小说月报》上的《天亮了》一文,曾被选入《初级中学国语教科书》。”“新中国成立后,洪北平任教于苏北师专,因胃出血病故扬州。”(编者按:关于洪北平,承扬州韦明铧先生见告:洪为藩与洪为法系兄弟关系。其父洪锐,字敏元,江苏省立第八师范学校文牍;母臧忍安,清末翰林臧谷侄女。洪氏兄弟姐妹共八人。除洪为藩之外,洪为法是文学家,创造社成员;洪为济是剧作家;洪为溥是社会学教授)

    上世纪20年代后期到抗日战争爆发,我国中学语文教材的编写始终处在一个不断革新的状态之中,取得了一些引人注目的成果。

    胡怀琛(18861938),安徽泾县人。1909年任《神州日报》编辑,致力于反清宣传。1910年又与相从甚密的柳亚子结金兰之契,并加入南社。辛亥革命后曾在广益、进步等书局任编辑,并在中国公学、沪江、国民、持志等大学和正风学院担任中国文学史、中国哲学史等课程。1924年,他接受友人王云五的延聘,进入商务印书馆编译所,从事初等和中等学校“国文”教科书的编辑工作。胡怀琛于1925年至1926年选编了小学《新撰国文教科书》八册,接着又编辑了一套中学用《新时代国语教科书》和《新课程标准高中国文》,1928年全部出齐。

     与中华、商务两家老牌的出版社相比,成立于1933年的正中书局则是后起之秀。正中书局由陈立夫创办并自兼总经理,总局设在南京太平路。由于得到官方政治和经济上的大力扶持,正中书局的业务发展迅速。在抗战前短短三四年间,正中书局“致力于教科用书的出版”、“编印中等学校各科教科书”,凭借官方书局的优势参加教科书出版市场的竞争。战前,正中书局编印的初、高中语文教科书就有:叶楚伧主编的《初中国文》六册(1934年);叶楚伧主编的《高级中学国文》六册(1935年)。叶楚伧(18871946)是江苏昆山周庄人。17岁起就读南洋公学,旋转入浔溪公学,倾心革命。1908年,任《中华新报》主笔,以言论抨击清廷、联络海外志士。1909年加入同盟会和南社。武昌起义后又投笔从戎,先后任国民政府委员、立法院副院长、江苏省政府主席等职。这两套教材并非叶氏亲自操刀捉笔,而在主编一职外又设校阅和编注两职,编注是每一册的具体执行者。据1937年《国立编译馆工作计划成绩报告》,该年19月正中书局先后送呈国立编译馆审查的教科书计达192种。后起的急起直追,逐渐改变了当时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长期垄断教科书出版市场的局面,形成了商务、中华、世界书局、开明书店、大东书局、正中书局六家出版社群雄并立的新格局。

    世界书局自1924年夏便聘请南社成员朱翊新(18961985)为该局编译所教科书部主任。他又延揽了朱剑芒、徐蔚南这两位同乡专事语文课本的编写。朱剑芒(18901972),江苏吴江黎里人。1914年由陈去病、顾悼秋、柳亚子介绍加入南社。1919年,他赴上海任寰球中国学生会校高中部任日校教师,并兼竞雄女校教职。是年,“五四”运动兴起,他为首组织高年级学生参加罢课和示威游行,被学校解聘。后到市北公学教书,1924年起任世界书局编辑。北伐军兴,朱剑芒日以继夜,秘密编辑了一套《三民主义国文读本》,迨国民革命军占领上海,各校普遍采用这套课本。于是朱剑芒声名大振。19241936年,朱剑芒始终未脱离世界书局,先后编辑《朱氏高中国文》三册六卷(1930年);《朱氏初中国文》三册六卷(1933年);《初中新国文》六册(1937年)。徐蔚南(19001952),出生于江苏吴江盛泽镇一个儒医之家。先赴上海震旦学院求学,旋考取官费留学日本。回国后在上海复旦实验中学任教,后任浙江大学、上海艺术学院教授。1925年,由沈雁冰介绍加入文学研究会。散文名篇《山阴道上》、《快阁的紫藤花》多次选入中学语文教材。1932年,世界书局出版他编辑的《创造国文读本》六册。这套教材是我国语文自独立设科以来,最早配置插图的初中国文教科书。六册书配置插图的课文共145篇,占课文总数的60%,插图内容包括作者像、作者签名墨迹及与课文内容有关的照片、绘画等。

    夏丏尊、叶圣陶合编的《国文百八课》(开明书店1935年版)是语文界公认的“对后世语文课本的编制有重大影响”的一套教科书。从1935年到1938年先后印出四册,第五、六册因抗日战争爆发,没能继续编印仅。全套书采用分课混合编法,共编108课,分为6册,每册18课。“每课为一个单元,有一定的目标,内含文话、文选、文法或修辞、习问四项,各项打成一片”。其中文话是编排的纲领,文选配合文话,文法修辞又取材于文选,这样就不但是让每一课成为一个单元,并且让全书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并且是“分成小题目互相配合,能够做到丝丝入扣。这就意味着,直到现在,《国文百八课》还能对编中学语文课本的人有所启发。”【4】

    吕叔湘先生还认为:“《国文百八课》之所以颇有特色,是因为两位编者夏丏尊先生和叶圣陶都当过多年的语文教师,又都有丰富的写作经验。”夏丏尊(18861946)也是南社社员。1905年去日本留学,回国后曾任杭州浙江两级师范学堂通译助教兼舍监和国文教员。1921年冬天,经亨颐创办春晖中学,夏丏尊便应邀到校任教,后朱自清、朱光潜、丰子恺、王任叔也来此任教,使这所偏远的山村学校名声大振。叶圣陶亦来此考察,始与夏先生结识并最终成为儿女亲家。叶圣陶早年在苏州草桥中学学习时的国文教师胡石予(18681938)先生也是南社社员。叶圣陶先生在中学生时代的日记中,就有多处与胡先生有关的记载:

    1911123日记:“昨向胡先生假得其《秋风诗》卷,即振笔钞之。终日而尽,凡六十首,兼有细注,故费时多也。夜间复钞其今年诗稿,钞六页而后已,其四分之一耳,明日须续钞。”

     1911124日又记:“起身后即续钞《半兰诗》,至夜十句钟而尽,共二十多页。手极酸矣。”

    1911227日记:“胡先生言:‘英雄有多种,有逍遥尘纲之外不肯一进藩笼者;有愿进牢笼以得一舒其志,作枉尺直寻之想者。’然一则心虽高蹈,终属无补;一则稍负瑕疵,其实有益于世。推而进之,则不受笼络,未尝不可施为。竖起脊梁,振作血性,转移也,改革也,何事不可为,只在我耳。此则非所大英雄乎?”

    19111013日记:“第三课汉文,胡先生讲及近事,谓扫除恶朽,改造神州,本属大英雄之事,若其人者,固当顶礼膜拜之。而或有不逞之徒乘机淆乱,则大英雄之信用名誉将为所玷污,而众同胞之身家性命且辗转沟壑矣。一再思之,势殊可危也。噫,是实大可虑,不知彼大英雄者其有以补救之乎?”

    19111025日记:“胡先生上课时讲及读书,谓读书之味无穷,在各人之识见境地而得其各殊之进步。或竟一人而专读一书,少年时之领悟如是,中年而更读之,则又异。而其领悟,其会意,皆进步也。欲练身救世者,读书一事可不亟亟乎哉?”

     叶圣陶先生语文教育思想的形成,与胡石予潜移默化的影响不能说没有关系。他晚年在给胡先生儿子的信中说:“我所以有这一天,离不开胡先生的亲切教诲,先生教我的学问,我用了70年还未用完。”他以90高龄之年,犹在其为胡石予遗著所作序文中云:“清末肄业于苏州公立中学五年,受业于介生夫子者三年,所受学科为国文。而七十余年间自省,受用者乃远越于国文。盖夫子崇德笃行,布衣蔬食,其不言之教,当时门弟子莫不敬而慕之,且以律己。”【5】

 

【1】刘正伟《1901—1949年语文教科书发展研究》(上)、(下),《中学语文教学参考》1997年8—9期合刊、10期。

【2】柳亚子《南社纪略》248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3】《三十五年来之国语运动》,商务印书馆1931年版。

【4】吕叔湘《国文百八课》,人民教育出版社《国文百八课》第一册5页,1987年版。

【5】柳无忌、殷安如《南社人物传》488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

(2008年9月载南京市民间文艺家协会编《藏书》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