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楚伧和他的小说

叶楚伧这个名字，现在已不大有人提起，但对于民国初年的文坛来说，他虽然还称不上声名籍籍，说是名闻遐迩则庶几近之。举凡诗词、散文、小说等各种文学体裁，他都能拿得起，玩得转，放得下；无论长篇、短篇，历史题材、现实生活，他都能涉笔成趣，有不俗的表现。他是著名的南社的成员，很早就以诗鸣，翻翻《南社丛稿》，几乎每一集都少不了署名“叶叶”（叶的笔名）的诗词。然而，最后他以国民党大老的身份走完自己的一生，不知是命运的青睐，还是造化的捉弄？

叶楚伧生于1883年，原名宗源，字卓书，号楚伧，笔名甚多，有叶叶、小凤、老凤、湘君、单叶、屑屑、春风、琳琅生、龙公等。他作诗时常署叶叶，作小说则以叶小凤驰名。早期小说文字香艳，缘情顽艳，触绪缠绵，内容不外风花雪月，哀怨动人，读者每为之低回感泣。有一个故事因“小凤”这个香艳的笔名而起：一位年青的男读者，读了小凤的小说，想入非非，萌生爱慕之情，冒冒失失函约叶楚伧在咖啡馆会面。那青年满储了一腔“追星”话语和绵绵情意要向那位“小凤姑娘”倾诉，不料，“骤见之，或以为燕赵间侠客壮士也”，待弄清原委，那男子惊得目瞪口呆，款款深情一下抛之九霄云外。当时传为笑谈。这和共产党人萧楚女的类似轶事，颇有异曲同工之妙。有人就楚伧、小凤的强烈反差调侃道：“以貌求之不失为楚伧，以文求之不失为小凤”，摹形衡文，饶有意趣。

叶楚伧故居厅堂

叶楚伧半生为文，半生做官。1920年后基本上不创作小说，1905年前也没有小说问世，算起来写小说的日子不过十余年，却创作了四部章回体长篇小说和一大批短篇作品，是南社这个革命文学团体中较著名的小说家，当时曾与吴门大小说家包天笑齐名。柳亚子有诗赞他“青兕文场旧霸才，登坛曾敌万人来”。说他早期作品受了南社同人苏曼殊的影响，似乎还缺少有力的佐证，但选材与情调上的相似，明眼人自能一目了然，这或许是清末民初的一种普遍风习吧。在创作的后期，他屏弃了卿卿我我、鸳鸯蝴蝶，转而关注人生，揭露社会黑暗。长篇章回体小说《如此京华》是他的代表作，1915年起连载于包天笑主任（即主编）的《小说大观》季刊，标明“社会小说”。全书三十二回，在写法上，远绍吴敬梓的《儒林外史》，近师吴趼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继承了传统谴责小说的结构方法。不过民初的社会小说，题材范围比前更加扩大，包括党、政、军、警、学、商等各阶层的人物及其动态。由一个故事引出另一个故事，凡人心之狡险、世态之炎凉、荡子之痴迷、妓女之诈伪尽冶于一炉，其主旨却在讽刺袁世凯的帝制自为和谴责官僚政治的腐朽没落。在作者眼中，北京为官僚窟穴，号称首善之区，其实却是万恶之源。由于作者过多着眼于丑闻的叙写，故事性强而欠缺人物内心世界的分析，因而未能创造出丰满鲜活的典型形象。但作者极富写作才华，妙语连珠，时见精彩，冷嘲热讽，挥洒淋漓。长篇小说《古戍寒笳记》，是他历史小说的代表作，刊于《小说丛报》。叶楚伧精于史学，擅长以传奇方式来处理历史题材。小说歌颂了明末江南抗清义师风起云涌的壮举，揭露了贰臣降将出卖民族屈辱求荣的丑态，全书四十六回，“凡事皆有所本，兼可补史乘所阙疑，殊非一般空中楼阁所可比”，其中孤臣烈士，名将美人，穿插得宜，波澜起伏，极富情致。小说由云间（今松江）二雏之一姚YUAN雏作评，1917年12月出版单行本。叶楚伧的短篇小说大多采用文言形式，据我初步统计，大概有百十来篇，内容庞杂，包罗万象，主要有反映秋瑾烈士的《新儿女英雄传》、传奇类《疯十八妪》、《男尼》，社会小说《弄堂小史》等。

叶楚伧故居大门

叶楚伧是苏州周庄人，1903年入上海南洋公学，旋转入浙江南浔浔溪公学，翌年考入江苏高等学堂，与王西神、程瞻庐同学。毕业后，赴广东汕头主持《中华新报》《新中华报》笔政，以文字鼓吹种族革命。武昌起义后，他投笔从戎，在粤军中任秘书之职，随军北伐。1911年，他在沪上创办《太平洋报》《民国日报》等。1912年任《民立报》副刊主编，报纸主持者有于右任、叶楚伧和宋教仁，三人健笔凌云，意气风发，时称民立三杰。民立报馆设在望平街。该报由《民呼报》《民吁报》蜕变而成，内容充实，光焰逼人，二次革命失败后，《民立报》被袁世凯政府查封，叶改任《生活日报》总编辑。叶楚伧在《民国日报》时，报社入不敷出，为津贴开支，渡过难关，他曾毅然典质大衣，时值冬季，风雪飘零，寒气逼人，叶楚伧真是豪气干云，侠义可风。北洋时期的革命宣传，叶楚伧功不可没，这也就是他后来负责国民党早期宣传工作的原因之一。

叶楚伧登上仕途后，除了不再写作小说外，倒也并不“一阔脸就变”，仍在有闲暇时参加南社的聚会。在新南社发起成立之时，叶楚伧起草了《发起宣言》，强调大力提倡民族气节，努力追随时代步伐，接受世界潮流的冲击。南社成员固有的书生本色似乎并未因为登上仕途而有所改易。有一次，新南社在上海聚会就餐，叶楚伧与陈陶遗、刘三一桌。席间一位社员即席讲话，言在此而意在彼，大赞柳亚子清贫自守，不为名利官位所动的操守，叶、陈两人都是在任的官员，听得恰似芒刺在背，席未终，即匆匆而去。这一去无可挽回地与新南社日益隔膜起来。待人过于峻刻，往往水至清则无鱼，就像明末复社诸子对待阮大铖一样，终遭阮氏反噬，所谓“迂拙频遭反噬来”。立身过于清正，容不得别人为官作宦，正是新南社书呆子们的迂拙处。好在叶楚伧不是这样的人，别人既然有了排斥之意，他也就颇为识趣，从此渐渐与新南社疏离。新南社没有维持多久，抗战爆发，柳亚子从上海的“活埋庵”中匆忙赴港，活动也就无形中停顿下来了。

叶楚伧先后当过江苏建设厅长、政府秘书长、省主席等职。1929年在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期间，为了维护“本党”利益，他写了《由党的力行来挽回风气》一文，胡适当即撰文《新文化运动与反动分子》，进行驳斥：“我们从新文化运动者的立场，不能不宣告叶部长在思想上是一个反动分子，他所代表的思想是反动的思想。”后来，他又与邹鲁等一起组织西山会议派，不久发现“误入歧途”，立即退出，重新投入国民党蒋介石的阵营，这不免被时人目为“巧宦”，其实作为一个文人，事业上的选择必然因人而异，随缘而定。叶楚伧之登车揽辔（有澄清天下之志），也正是儒家孔孟的“学而优则仕”“达则兼济天下”学说的体现，与洁身自好、清高绝俗的文人，在价值取向上，虽然未必没有轩轾优劣之分，但作为社会中一个具体的人来说，恐怕主要得看他做了什么和怎么做。在此，我不想也不必替叶楚伧在政界的作为盖棺论定，民间流传着两个关于他为官清正，不徇私情的故事，倒让后人不难从中窥见一斑：在他任江苏省主席时，故乡有个落拓才子意欲到他门下钻谋差使，遭到了他的严词拒绝；老友招待他吃饭，或自己请客，他总是粗茶淡饭，甘之如饴，富贵而不改俭德，的是书生本色，事详见陈益《周庄·叶楚伧故居》，此不赘述。

1946年，叶楚伧作为重庆特派苏浙皖三省、京沪两市宣慰使，飞抵上海负责接收，不久因病去世。在此顺便提一下，1979版《辞海》“叶楚伧”条错漏百出，名、字、号搞错不说，连他的卒年都无缘由地提前了十年，定在1936年，前后竟相差十年，而修订后的新版《辞海》虽然上述错误得到了改正，却只字不提叶楚伧的文学活动，同样使人感到遗憾。

长期以来，叶楚伧和他的小说，颇受冷落，已经日渐在人们的记忆里淡出，这也许与他在国民党中的从政经历有关。其实，纵观叶楚伧的一生，六十余年的生涯，也不算掷地无声。柳亚子有诗曰：“唾手燕然他日事，知君原不为侯封”（《次韵答楚伧》），对叶楚伧的官宦生涯给予了肯定和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