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社“雅集”解读:以第十次为例

 

金建陵  张末梅

 

  要:“雅集”是近代文学社团南社的主要活动形式。本文运用历时比较和案例分析的方法,指出南社人在雅集的召集、时间和地点的选择、文学创作创作诸方面,既承袭了传统文人的形式,又注入了时代的新质。

关键词:南社  雅集  文学转型

中图分类号:124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909年至1922年,南社先后举行过十八次雅集。且“每次雅集,大都摄有照片,亚子一一保存着,背面且标着影中人的姓名,便于稽考,也容易计着参加者的人数。”显而易见,“雅集”是南社的主要活动形式。柳亚子的《南社纪略》虽记述了历次“雅集”的大略,但柳氏的记述侧重于参加者的情况、组织机构和“条例”等组织制度,很难“全景式”反映南社“雅集”时的文学活动情况。笔者通过查阅上海图书馆馆藏的缩微胶卷,试图通过对南社第十次“雅集”的“解读”,来窥探转型时期的“南社”的文人活动方式。

“雅集”犹风雅之集会。它可以说是与“社”俱来的一种活动形式。中国的民间组织,最早的名称可能是社。社本来是一祭礼的名称,冬至祭天曰郊,夏至祭地曰社。举行必有人群的集合。所以邻里乡党之商办公益之事的组织亦称结社,或名之曰田社。这当然是古代农业宗法社会的情况。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社逐渐被引申为信仰相同、志趣相投者结合的团体。顾炎武的《日知录》中说:“后人聚徒结会亦谓之社。”(《日知录》卷二二,“社”条)及至明末,在社会危机日益严重的刺激下,这类“大抵合气类之相同,资众力之协助,主于成群聚会而为名”(杜登春《社事始末》)的结社之风大兴,首先是华亭几社与太仓复社的同时创立,接着是几社与江北的匡社、中州的端社、莱阳的邑社、浙东的超社、浙西的庄社、黄州的质社、江南的应社等统统并入张溥创设的“复社”。“复社”不仅在规模上远远超出了晋代慧远的“莲社”、唐代白居易的“香山社”、宋代的“弓箭社”、元代的“白莲社”等,而且也打破了狭隘的地域关系,将势力发展到全国。无怪乎艾南英发出感慨:“士因之以缔文,至于相距数千里,而名之为社,则古未前闻也。”(《天傭子集》卷二)据《复社纪略》称:崇祯六年曾大会于虎丘,“先期传单四出,至日,山左、山右、晋、楚、闽、浙以舟车至者数千人”,可见其声势之大。复社纯粹是政治性组织,而且具有强烈民族意识,其主要成员吴应箕、陈子龙等均曾组织义军抗清,且以身殉难。所以宣统元年(1909)冬天成立的南社,就公然宣称自己是复社的继承者:“南之云者,以此社提倡于东南之谓。……窃尝考明季复社,颇极一时之盛,其后国社既屋矣,而东南之义旗大举,事虽不成,未始非提倡复社诸公之功也。”(《南社启》)南社成员特别喜欢谈论自己与明末的文人社盟复社、几社之间的内在联系。即便是在活动方式的设计上,也刻意承袭传统文人修禊、酬唱、花酒、雅集等形式。当然,在承袭的同时,又不可避免地为其注入了时代的新质。1907年,陈去病在上海组织神交社,并在7月29日的《神州日报》上发表《神交社雅集小启》和《神交社例言》。“例言”宣称:“本社性质略似前辈诗文雅集,而含欧美茶会之风。”高旭、柳亚子虽未前往,但表示支持。高旭有诗寄陈去病:“弹筝把剑又今时,几复风流赖总持。”柳亚子则应陈去病之邀作《神交社雅集图记》,勉励社员继承复社“执干戈以卫社稷”的传统,在他日的革命斗争中“攀弧先登”。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窥见到三位南社发起人对南社活动方式的初步构想。

“略似前辈诗文雅集,而含欧美茶会之风”这样一种新旧相糅的特征贯穿于雅集的始终。我们不妨一试从“雅集”的召集方式开始,对明代文人社团和“南社”进行一番比较:

“会社定期或不定期召开大会,就需要发出通告。这种通告在明代一般称作“传单”、“传帖”、“刺”、“檄文”、“小启”,有时也叫“疏”或“疏头”。崇祯五年(1632),复社召开虎丘大会时,盟主张溥就相约各个社长,“先期传单四出”,到召开大会这一天,复社成员便从四面赶到……一般说来,传单和传帖还是由专人送去,让全体会员传阅,所以在当时就有了专门的“传帖人”。如果其成员这一天不能参加聚会,就要在“传帖”中注明……参加者就在上面写上一个“知”字。如果要远出,或很久不能回来,就要在刺上明白地写上不得已之故。”②

南社“雅集”的召集方式则借助了报纸这种近代以来才风靡的媒体。《生活日报》1914311日的《生活艺府》副刊,在“文艺消息”一栏中就刊载了《南社雅集预告》:“南社书记会计两部来函云:本社定于三月廿九号(星期日),即阴历三月初三日上巳下午一时,在沪上愚园举行第十次雅集。凡属同社,均希惠临。如有未缴入社书、入社金及各年常捐者,并望带交,是所至盼。招待处:白克路竞雄女校胡朴安。”

南社第十次“雅集”对时间的选择似乎很有讲究,特意选择在“上巳”之日,正好和古时的“修禊”日相契合。所谓“修禊”,是古代民俗于三月上旬的巳日(三国魏以后始固定为三月初三)临水为祭,以祓除不祥。东晋穆帝永和九年(公元353年)三月初三,王羲之曾与孙统等四十一人,为过修禊日宴集兰亭。据王羲之《临河叙》载:“永和九年,岁在癸丑,暮春之初,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修禊事也。群贤毕至,少长咸集。”与会者在上游列于曲水之旁,投下盛有酒的觞于水上,任其循流而下,止则取而饮之,并即席赋诗,称为流觞曲水之饮。此次“雅集”有26人作诗37首,王羲之为之作《兰亭集序》,记“雅集”之盛况,写与会人之观感。“上巳之辰”也因此而常为后世称引,尤为文人津津乐道。1913年(民国二年癸丑),南社首次雅集的十七人之一的林立山在长江中的太平岛(今江苏扬中)任民政长,邀社友张素去岛上冶游,张素就曾作《洞仙歌 三月三日修禊江村为拈此阕》:“暮春三月,正花茵秀草,吾辈芳郊禊行又。问丽人水畔,故故湔裙,怎一片茜色裙痕如旧。    胜怀犹自有,列坐流觞,准备风情去消受。修竹茂林间,弦管都无,只映带清湍左右。为记取兰亭永和年,喜吉日良辰,也逢癸丑。”(《南社丛刻》11集)正因为“上巳”这一独特的时间刻度具有群体的、共同庆祝的、带有丰厚的文化积淀、展示环境等多种特征,所以便很容易撩拨起文人相聚相会的雅兴来。同时,它还能激发文人的创作热情。尽管1914年3月29日“之晨,风雨并作。有妨车之流潦,无障眼之飞尘。”仍“到会者十八人”。这一次雅集,石子自己没有到,他委托胡寄尘提出了重新修改条例的议案,大家一致赞同。这次的修改,在制度上是有些革命的涵义的,所以不称为《第六次修改条例》,而简直称为《南社条例》了。原文如下(略)。条例通过以后,晚宴春申楼,行令飞觞,颇有余兴。”③ “余兴”的表征之一就是与会者以此次“雅集”为题材的诗歌仅在《南社丛刻》上发表的就有周子怡的《上巳日社集愚园和檗子匪石》、《上巳后一日楚伧招饮酒后出示分湖弔梦图成二绝》;陈匪石的《上巳日社集是日值余初度》;蒋万里的《上巳南社雅集愚园成四律》; 庞树柏的《上巳雨中社集愚园》。“南社”的后期,“上巳”甚至已成了一种维系南社人“情结”的纽带。1917年,“南社”因“同光体”而引发的“内讧”正在上海唇枪舌剑,蔡哲夫则在广东召集了南社广东分社的第一次雅集。上巳日,蔡哲夫还“偕得叶敬常、邓寄芳及微之、毅白几人”前往白云山上的云泉山馆“修禊”丙寅(1926年)上巳,南社湘集于长沙妙高峰雅集,蔡哲夫虽然没有出席,但也写成《丙寅上巳寄怀南社同人长沙》,以示自己将重振“南社”,并且抒发了对旧友的缅怀之情,表达了对雅集修禊的渴望和神往:“宁为池亭借善邻,自关文献结因因。廿年社事曾三变,一日堂成足万春。舍我其谁为孟朴,非湘无地乐嘉辰。会看群彦来修禊,岁岁长沙饮水滨。”蔡氏之后又作《有寄仍用前韵》,并将两首诗一同分赠南社友人,希望他们唱和回应。结果,各地社友给蔡氏“和作”以报的就达24首。

“兰亭流修禊之觞”因是“上巳”雅集的发祥地,所以,南社人对“兰亭”似也情有独钟。1917年(民国六年丁巳),南社社员姜若出任绍兴县长。即聘社友张素佐理政务,其时,绍兴县“为会稽山阴合并,夙号冲繁,经纬百端。君分肌擘理,好整以暇。春秋佳日,泛棹镜湖,中流容与。尝为兰亭访碑图广征题咏,虽文牍倥偬,不妨其歌啸也。”尽管南社雅集的地点非《兰亭集序》所描绘的“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却也都是在名园佳景之处。纵观十八次雅集和两次临时雅集,除第一次在苏州的虎丘、第二次在杭州西湖的唐庄外,其余都分别是在上海的张园、愚园、徐园和半淞园举行。其中张园1次、愚园13次、徐园3次和半淞园1次。只要对南社人对“雅集”地选择的变化稍作分析便不难发现:南社人在坚持着传统的文学形式的同时,观念上已经有了微妙的变化。第一和第二次的“雅集”地是在有“天堂”之誉的苏杭,虽说这一时期的南社“革命”的色彩最浓,但骨子里却仍然透出一种士大夫式的闲逸。第三次雅集1910年8月16日在上海的张园举行。辛亥革命前的张园,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作是二十世纪初年中国政治的晴雨表,也是上海各界集会、演说的一个重要场所。自从1900年自立会在这里召开“国会”以来,拒俄、拒法,集议不断。“国家之观念,锲之而愈深,恢之而弥广。”主张革命的人们,渴望使张园享有美国“费城独立厅”那样的历史荣誉。应该说,前三次的“雅集”正是和它的成员的党派活动掺和在一起的,而第四次以后的“雅集”,皆与张园无缘。这固然与民国以后张园的经营每况愈下有关,但更为重要的原因是辛亥之后,南社人的政治理想得以小部分实现,“雅集”的政治功用大为削弱,文学、学术,甚至名士式的娱乐功效却异军突起,“雅集”仅作为觞咏为乐的形式。这样一来,张园西面的愚园似乎更适合南社人的逸趣。愚园园内景色如画。进园门,过小桥即可见云起楼(南社雅集多在此)。楼后水池中建有如舫亭。过此为敦雅堂,堂后筑假山。山上建花神阁,阁内镌有闽人辜鸿铭之诗文。池的东、西、南三面皆筑有亭榭。楼西北设球场、弹子房。当时上海尚无动物园,此处开风气之先,饲有虎、豹、猩猩、孔雀、仙鹤等动物,供人观赏,园内且备茶点酒肴,以供饮啖。每逢春秋佳日,游客熙攘,往来不绝,各方初来上海人士以来此一游为快。该园1917至1918年间废,改建市尘。此后,南社的雅集遂改在徐园、半淞园举行。

除了觞咏为乐以外,诗文酬唱也是雅集中必不可少的节目。在传统的中国社会中,诗文对于文人士绅是必修的功课,南社历史上繁多的雅集、酒会、酬唱、宴游……仿佛是一次又一次的“集体创作”,每一次雅集中都会以限题赋诗的形式形成一些群体性的作品。在这些作品中,固然大多流于俗套,但也不乏反映共同生活经验的佳作。对于这类群体性的作品,除了在研究古代文体的著作中偶见踪迹外,文学史论大多对其的艺术价值反唇以鼻。这些年来的《柳亚子》、《李叔同》的等以南社人物为题材的影视作品中都出现了一些雅集的场面,往往因剧本写的瘪脚而使人索然无味。问及圈内人士症结何在?得到的答复竟是:“何人会写?何人见过?”的确,不知者不为过。但这也从另一个角度告诉我们:处在由旧文学向新文学转型期中“雅集”的诗文酬唱,颇有一点“空前绝后”的味道。诚如郑鹏所言:“这些新质虽然仍埋没在修禊、酬唱、花酒、雅集、诗词曲赋等老旧甚至腐朽的形式中,却又不能不在各方面表现出来:首先只是在微妙的、局部的,似乎是表层的方面发生改变,然后在整体上最终改变文学。”

上海图书馆馆藏的缩微胶卷中《生活日报》191442日和43日的《生活艺府》副刊,在“文艺消息”一栏中连载了署名“倦鹤”(即陈世宜,字小树,号匪石,别号倦鹤,江苏江宁人)笔述的《南社第十次雅集纪事》既是对柳亚子“行令飞觞,颇有余兴”的最好注脚,又是此次“雅集”的“全景式”报道,不妨抄录如下,为研究者提供一则资料:

春光妍媚,柳暗花明。兰亭流修禊之觞,华林驰校射之马。湔裙人远,胜纪长安。祓宴汀回,诗题曲水。上巳之辰,古称佳日。时维甲寅,南社开第十次雅集于歇浦。裙屐咸集,车马载途。既茗话于名园,复飞觞于酒阵。赏心乐事,把酒论文。泚笔记之,留为佳话。

是日之晨,风雨并作。有妨车之流潦,无障眼之飞尘。午后一时,先后至愚园者,为胡寄尘、胡朴安、陈佩忍、陈匪石、冯心侠、沈天行、庞芑庵、汪幼庵、程苌碧、蒋万里、林一厂、吕天民、萧韵珊、叶楚伧、俞剑华、周子怡、张默君、朱少屏,不过茶话摄影而已。黄昏时候,复集于春申楼。未至者:胡寄尘、沈天行、汪幼庵、程苌碧、吕天民、张默君。续至者:李一民、邵仲辉、周志诚、黄篑孙、郑仄尘。华灯甫敞,觞政始行。先点将,次摆庄,轰轰然划拳无数。酒半阑,先退者六七,座中仅十人。剑华曰:“划拳不如行令。飞‘四书’相连数句,遇‘口’字饮;字中有‘口’字者,照数饮;次座握枚,依枚数数起。”众曰:“诺。” 剑华饮一令杯,曰:“人知之亦嚣嚣,人不知亦嚣嚣。” 一民、佩忍得“知”字,饮一杯。匪石、朴安、心侠、剑华得“嚣”字,各饮四杯。一民接令曰:“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匪石、万里、楚伧、心侠皆饮一杯。次及朴安,令曰:“讴歌者不讴歌启而讴歌益。”楚伧既遇讴字,又遇启字,共饮五杯。其余遇讴字者四杯,歌字者二杯。合座中饮者六人,朴安旋曰:“不如改行一令。”众请其说。朴安曰:“第一句古诗,第二句词曲牌,第三句诗经,要贯串。佳者各贺一杯,不贯串者、错误者罚三杯。”众许诺。朴安饮一令杯,令词曰:“三月三日天气新,好姐姐,携手同行。”众称好,既合时令,又有故实,各贺一杯。次及一民接令,令曰:“嫁得萧郎爱远游,妙人儿,遇人不淑。” 匪石谓一民曰:“你是代尊夫人说么?”剑华曰:“他后日即回去。”众大笑,次楚伧接令曰:“万国衣冠拜冕,齐天乐,我武维扬。”朴安曰:“好!你用起《书经》来了,罚三杯酒。”楚伧一面饮,一面说曰:“我改作‘赫赫宗周’,何如?”众称好,贺一杯。次轮芑庵说。芑庵曰:“爱月夜眠迟,红禊儿,白露未晞。”楚伧曰:“这个妙,是有韵的好,我们是应贺的。”众点头。次轮子怡,子怡惨然曰:“龙蟠虎踞石头城,望江南,禾黍离离。”此时合座悄静,黯然不欢。匪石曰:“子怡古之伤心人。十四字足抵一篇《哀江南赋》,我金陵人,不免兴庾子之悲矣,不可不以酒浇之。”引杯大嚼不已。众人提醒,齐说如此大文,不可不贺。次佩忍接令:“不是刘郎是阮郎,阮郎归,笃公刘。”剑华曰:“此笃字做吴音读,绝妙无伦。”大家也贺一杯。次轮匪石曰:“今日之事多烦忧,泣颜回,诞寘之隘巷。”芑庵曰:“匪石说出此等衰飒话,使人不欢。是子怡引起来的,要罚子怡。”子怡不肯,芑庵也罢了。次又及楚伧:“芙蓉帐暖度春宵,脱布衫,颜如渥丹。”剑华曰:“此是你昨宵的供状。”佩忍曰:“颜如渥丹,大半还是打诳语。” 匪石曰:“心思绝妙,应贺。”众从之。次及心侠曰:“芙蓉如面柳如眉,罗敷媚,窈窕淑女。”大众道好,次又及一民曰:“六寸元膚光緻緻,绣鞋儿,硕大无朋。”剑华曰:“好极!‘硕大无朋’四字从何处想来?要贺。”众人说:“剑华话多,但只是轮不着你。”次万里接令:“万绿丛中一点红,罗敷媚,期我乎桑中。”次又及芑庵曰:“娉娉嫋嫋十三余,好女儿,美目盼兮。”次又及佩忍,佩忍曰:“十一点钟矣,学堂要关门。”便戴上帽子,一面走,一面说曰:“惜花春起早,春光好,桃之夭夭。”众大笑。其时谢圉人忽然走来。众人扯住,要先说后入席。人想了半晌曰:“有约不来过夜半,误佳期,中心養養。”匪石曰:“妙绝!妙!是后到人口气。”各贺一杯,圉人也饮一杯。次又及匪石曰:“此恨绵绵无绝期,长相思,寤寐求之。” 次又及子怡曰:“春来南国又相思,妙人儿,我仪图之。”次及剑华,剑华曰:“我只当永不要说了。我是:四月清和雨乍晴,黄鹤绕碧树,求其友声。”朴安曰:“此今日实录也。只可惜不是四月。”匪石曰:“四月开临时雅集。”剑华却要来,次又及朴安曰:“家家扶得醉人归,醉公子,胡不归?”楚伧笑曰:“你姓胡,你大约今晚住在此间矣。”朴安四顾,见春申楼上,灯火半息,侍者群供立簾外,似有逐客意,曰:“时候怕不早了。”一民取表一看,已十二点,便说:“我辈真要散矣,归欤归欤,醉不醉却不关事。”于是十人齐出酒楼,分道各散。

 

参考文献:

      郑逸梅《南社丛谈》(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74页)
      陈宝良《明代的社与会》(《历史研究》1991年5期)
      柳亚子《南社纪略》(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61—63页)
      马以君《南天张一军——“粤社”述评》(《南社研究》(5)117页)
      杨玉峰编著《蔡哲夫手钞南社湘集附录》(国际南社学会1999年11月第一版5—9页)
  唐邦治《张孝廉挥孙传》(《南社张素诗文辑存》江苏省南社研究会2000年7月版162—163页)

      郑鹏《浅探南社——近代文学社团流派的现代意义》(《河南大学学报》2000年5期)

 

(《南京理工大学学报》2003年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