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社”与图书馆

 

金建陵  张末梅

 

  要:近代著名文学团体“南社”与我国公共图书馆的因缘殊深:从振臂呼唤到以图书馆作为人生的归宿,从图书馆中吮吸养料到“反哺”公共图书馆,直至在公共图书馆的建设中开拓、创新,均有建树。

关键词: 南社;图书馆;近代史;公共事业

 

我国虽有几千年的文明史。可是,我国之有公共图书馆的历史,则不足百年。晚清时,靠洋务起家的大官商、大买办盛宣怀曾与两江总督端方私议,各出所藏之书在上海合建一图书馆,并刻一章:“贻之子孙不如公诸同好”,端方却恋书难舍,久不践约。盛氏不得已而自建“愚斋图书馆”,1909年建成,缪荃孙为之编纂书目达十八卷,为最早的私立公共图书馆之一。同年1113日,“南社”在苏州虎丘的张东阳祠正式成立。虽说这个文学团体最初只有17人,可到辛亥革命后,社员则发展到一千余人。在研究“南社”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南社”人与我国公共图书馆的因缘殊深:从振臂呼唤到以图书馆作为人生的归宿,从图书馆中吮吸养料到“反哺”公共图书馆,直至在公共图书馆的建设中开拓、创新,均有建树。本文试就此进行一些阐述,以求教于方家。

从振臂呼唤到以图书馆作为人生的归宿

在中国近代的公共领域,图书馆的出现与报刊、学堂相比,显然滞后了不少年。然而,近代报刊对公众阅读的呼唤和近代学堂对阅读公众的培养,则对公共图书馆的出现起到了一种催生的作用。报刊和学堂这些公共领域,恰恰又是南社成员谋生求职的首选之地。特别是1904年清政府宣布废止科举考试以后,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摆到了文人的面前:依靠什么来立身谋生?这时的士大夫,即便有过传统的功名,也不能再蹈仕途,而要面向社会,走另外一条人生道路。朱剑芒先生在《我所知道的南社》中说:“旧社会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清末废止科举,改从学校出身,他们所走的道路,第一总是当教师,关心时事喜做文章的当新闻记者,喜欢研究某种科学经常写作的当书局编辑。从上面的统计,也可看出南社人物的职业,以当教师、当记者、当编辑居其多数;并且具备了条件,原来当教师的也就很易改行,去担任报馆或书局的职务。”【1】成舍我曾回忆道:“当时在上海,若不是南社的成员,不大能够进报馆当编辑。”【2】对公众阅读的呼唤固然有出于职业的考虑,而客观上则具有思想启蒙的意义,很自然就会成为当时反清反帝、鼓吹民主的舆论准备。由南社创始人之一高天梅及其叔高吹万、其弟高卓庵于1903年创办的《觉民》月刊,第一期的开篇之作就是“论说”《阅报之有益》。该文提出“报者,为新学之母”的主张,认为:“夫报既能通上下之隐情,传内地之动静,使世界大事,伏处山麓者,了如指掌;又能为研究新学之母。”该文还从世界识见的角度写道:“友人有游日本而返者曰:日本虽至贫之户,必阅报数种。叩其故。曰:非此则世界之大事不知,非此则行商不知孰利孰害,而耕作制造亦不知秘巧新奇善法矣。而西人性质,嗜报尤甚。甚至舆夫走卒,犹藏报于袖底囊中,服役之余,即出而阅之。呜呼!此其所以称雄于全球欤!以吾国堂堂士子,而其智识反出于舆夫走卒之下。”《阅报之有益》还抨击了传统的阅读积习:“见于典籍者,则奉之为玉律金科。采自欧西者,则叱之为妖言惑众。”【3】这种积习即便是在具有维新色彩的晚清学堂,也难以根治。清政府的《学务纲要》规定:高等以上学生准许带书入堂,以备自习参考。但须由监督管理员查验,不悖教法者方准带入。因此,清末学堂的图书设施相当差,并且成为引发学潮的诱因。1903年的南京陆师学堂风潮就颇具代表性。俞明震任该堂总办时,曾一度改良章程,允许阅读新书报,学生仅购阅《新民丛报》就达百余份之多,“因此,四方有志者,颇多投入陆师”,【4】学生“皆虎虎有生气”。【5】但校方不久即更订章程,将学生权利一律取消,并咒骂新书报“最易坏人心术”,严令“除武备课程不得旁阅一字,”【6】还派人搜查学生宿舍,欲将书报统统烧毁。学生群情激愤,纷纷要求改良堂规,章士钊则以退学表示抗议。1903年4月2日,31名学生联名告退。为了破坏退学,俞明震先是宣布开除林懿均(后为南社成员)等4人,企图迫使学生屈服。不料“学生见之,愈为不平,退志益决”,“自谓在堂一日,实惭愧一日也。”【7】学生们退学后,“拟仿南洋公学之例,组织一学校共和办法”。因俞明震指控其主张革命排满,“欲锄其首谋而解遣之”,【8】学生们在南京无法立足,乃到上海加入爱国学社。

可是,南社人创办的学校则十分重视图书馆的建设。1903年,刘季平在日本留学期间,就与堂兄刘东海、吴江费公直、无锡秦毓鎏(效鲁)等商量,回国到上海华泾创办丽泽学院,这四位发起人同订的《丽泽学院章程》第八章是“规约”:“本院同人当期团体日坚,势力日张。”创办期间,上海正巧有一家旧书店要出盘,丽泽学院就买下这家旧书店的全部藏书,充实丽泽学院的图书馆。9】1904年底,无产阶级革命家朱德的老师、时任云南陆军学堂校长的李根源赴日途中一到上海,就往《警钟日报》社,连续购报数十份,手携各报馆定报单百数纸。”【10

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都给近代中国图书馆事业的建设注入了新的活力。上世纪20—30年代,图书馆事业发展较快,不少南社成员也相继续被聘在一些著名的公共图书馆中担任馆长。如陶惟坻1927年7月被江苏省教育厅聘为省立第二图书馆馆长、傅熊湘1928年8月起任湖南省立中山图书馆馆长。南社后期主任姚石子1925年10月还在自己的家乡金山张堰镇创办了图书馆,并亲任馆长。馆内开支包括管理人员的工资等都由他负责,一直办到抗日战争爆发为止。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的图书馆事业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时期,不少南社旧人也投身到这个生机勃勃的事业中来,如:1949年8月,沈尹默就与柳贻徵等被上海文物保管委员会聘为委员,专事图书收集工作;1951年3月,上海市政府筹建上海图书馆,成立筹备委员会,汪旭初等五人被聘为委员。【11】任鸿隽在六十高龄还出任上海科技图书馆馆长。还有一些南社成员则是终身以图书馆为业,周子美便是其中的代表。周子美1924年起任南浔嘉业堂藏书楼第一任编目部主任,长达八年之久。在此期间,周子美将刘氏所藏近60万卷古籍翻阅一过,编成《嘉业堂藏书目录》、《嘉业堂明刊善本书目》、《嘉业堂抄校本目录》等十几种书目。影响所及,逐渐引起人们注意。1924年被吸收为中华全国图书馆协会第一届会员。解放后,周子美主动要求调入华东师大图书馆,任参考阅览部主任,编成《华东师范大学目录之目录》、《华东师范大学善本目录》、《华东师大馆藏参考工具书目录》和《华东师大图书馆藏金石碑拓分类目录》。并于1986年出版了《嘉业堂抄校本目录》和《天一阁藏书经见录》。周子美1998年10月在上海逝世,享年102岁。

还有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是:余湘、周子美、柳无忌这三位最后辞世的“南社”成员,竟然都与图书馆结下了不解之缘,甚至以图书馆作为人生的归宿。余湘1982年落实政策以后,即由全国政协委员毛翼虎介绍入聘宁波“天一阁”,专事核对阮元、刘喜海、薛福成、冯贞群的四部天一阁书目的变迁情况,长达15个年头,直到1997年2月逝世。“南社”创始人柳亚子的公子柳无忌2002年10月在美国加州孟乐公园寓所逝世,享年95岁。笔者在编辑《南讯——纪念柳无忌先生专辑》时收到著名数学家陈省身先生的《悼柳无忌》一文,该仅有287个字,却写了这样一段:“无忌后期住在美国。最明显的成就是把印第安纳大学的中文图书馆建成规模。印大有一个完备的数学图书馆。两者都对我有吸引力。”起初,我们对陈省身对柳无忌的评价甚感诧异,后查阅有关资料,方知:五十年代末,美国国会通过一项《国防教育法律案》。此时期美国对社会主义国家如苏联、东欧、中国特别注意,这一法律案通过后,政府在各大学广设奖学金,成立研究中心,鼓励美国学生学习俄文,以及东欧和东亚国家的语言文学。从此,美国大学内掀起学习非西方语言与文化的热潮,各校争聘东亚语文教授。柳无忌早有准备,在起步较晚的美国汉学界,做了拓荒的工作。1961年秋天,他从匹兹堡大学转到印第安纳大学。该校从福特基金会得巨款二百三十万美元,作为发展国际文化研究中心的经费,请柳无忌主持东亚文化的研究。柳无忌在教书和办公之余,以搜集新旧中文书籍为乐。整个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初,是搜集旧书的黄金时期,不但书价低廉,而且好书很多。香港书店(交流、万有、文辉、实用等书店)源源不断地寄来大量书单。于是,柳无忌大买其书,把图书馆内新聘采购中文书刊的办事人员忙得不亦乐乎,而印第安纳大学的中文图书馆也逐渐形成规模,任中文新书编目员的高蔼鸿(柳无忌夫人)也从此位置稳定。【12】

从图书馆中吮吸养料到“反哺”公共图书馆

“南社”人所处的时代,我国的图书馆事业还相当落后。即便如此,“南社”人在治学上就十分注意充分利用图书馆的资源,从图书馆中吮吸养料。1932年7月成立的上海通志馆,“实为以科学方法研究地方史之首创者。”13】从馆长到馆员,清一色是南社、新南社成员,主要任务是编撰《上海市通志》。要做成、做好这项工作,“材料蒐集之丰富与其来源之真确,乃为必要之图。”14】但是,该馆除了充分利用馆内和柳亚子的藏书外,还善于利用沪、浙两地的图书馆资源,简直到了“千方百计”的地步。胡道静在《关于上海通志馆的回忆》【15】中提到的两件事就能给人留下烙印般的印象:“上海通志馆在编写上海通志时,明代早期编的上海县志在上海已经看不到了,后发现宁波的天一阁有明朝弘治年间的上海县志。于是,徐蔚南就托他的哥割徐蘧轩通过宁波教育局局长的关系,拿着宁波教育局的介绍信去天一阁借阅。但天一阁提出一个条件,说藏书阁里有一部分房子坏了,需要一笔修理费,大约300元。通志馆的人认为:这部书不要说在国内,就是国外收藏上海地方志的一些国家,如日本、美国等,也都没有,是一个孤本、国宝。所以,于是便慷慨地出了300元借阅并拍了照。”当时上海收藏各种中外文报纸最多的是徐家汇耶酥会修士院里的天主教堂藏书楼(解放后划归上海图书馆),平时只有在修士院里做学问的修士、司铎才能进去,对外根本不开放。胡道静千方百计打听到这家图书馆的馆长徐宗泽是徐光启的后代,“当时正在重编他祖先的集子《徐文定公集》,而我在大学读书的时候对徐光启的科学名著《农政全书》用过一点功夫,于是一开始就与他谈徐光启的事,他很是高兴,一下子就变得投机了。我说,我晓得藏书楼里有许多有关徐光启的书,想进去看看。他说可以,但下不为例。我想,能进去摸摸情况总比关在墙门外好,于是就进去了。在那里,我一下子看到了许多上海的志书。……突然,我看到摆放地方志的对角书架下堆着许多报纸。于是,我就对他讲,我对上海出版的报纸也很有兴趣,想来看看,特别是天主教办的报纸。这样一说果然有效,他高兴地同意了。于是,我就成了这家修士院图书馆的特殊读者。……我断断续续约去了一年,主要是摘抄有关报纸的史料。”正是经过这艰难的史料搜集,上海通志馆在短短的几年中就硕果累累,曾在当时形成了一道“上海通,通上海”的文化风景线。

南社人对图书馆还有一种投之以桃李,报之以琼瑶的情结,有多人、多次向公共图书馆捐赠自己的藏书,让私人藏书“尽输公库”,在更大的范围内去服务于这个“薪火传承”的事业1950年,柳亚子就将家传和自己搜集的南明史料、南社和其他革命史料、吴江地方文献4.4万册献给国家。柳亚子在吴江、上海和北京的藏书,除生前先后赠送北京图书馆、中国革命博物馆、上海图书馆、苏州博物院外,还有京寓所藏吴江文献资料数万册准备赠送江苏保存。在他逝世后,柳夫人郑佩宜遵照遗愿,将这批古籍(包括抄本),赠送江苏省文联。“19666月‘文革’开始,江苏省文联等五、六家单位,在扫四旧时,把所藏古籍移赠南图,到1972年复馆时,选出了三千多册古籍善本,其中有柳亚子赠送江苏省文联的古籍和一些‘南社’的手稿。所幸,文革中南图的古籍藏书虽历险而无损失。”【16】此外,“吴梅的所有藏书,其亲属已如数献给国家,现藏北京图书馆。”“上海解放后,高吹万把劫后幸存的《诗经》藏书2614册全部捐献国家,保存于复旦大学图书馆,复旦大学中文系曾专门举行过一次《诗经》展览会。171950年3月,南社后期主任姚石子之子昆群、昆田兄弟,遵父遗愿向上海市人民政府文物保管委员会捐书283箱,又61麻袋,共五万余册,后归存上海图书馆,时人有诗赞扬:“万卷缥缃逃一厄,尽输公库树先声。”对昆群兄弟热爱新社会的盛举,时任上海市长的陈毅同志欣然撰文深嘉其行。姚氏捐赠的藏书中有大量的图书珍品,柳诒徵先生的《劬堂日记抄》18详细记录了检阅这批书的经历,现抄录数则如下:

“一九五○年三月十日,晴,早车一千五百,到会阅词集廿许部,检姚书《汉书》顾宝琛跋,述其过录惠定宇、张皋文批本,乃在南京高师时假予书所录,迨廿五之廿六年,始为姚石子过录。噫!予书已付劫灰,不可复见,今乃从姚书复经予手,如温旧梦,岂不异哉!”

“一九五○年三月二十九日,夜雨晨阴,开箱二,得顾尚之稿本十余册。”

“四月四日,晴,早车一千五百,到会时正七点,尹老已危坐一室中,告予六时即至。开书八箱,发现张啸山同治甲子至丙戌日记两册,以示尹,亦以为瑰宝。”

因“南社”成员的赠书不乏海内的珍本孤本,弥足珍贵,不少皆成为各地公共图书馆的重点收藏品。

在公共图书馆的建设中开拓、创新

辛亥革命后,我国的公共图书馆事业尚处在草创阶段。无论是图书馆的藏书量、馆舍设施、管理方式等都十分落后。即便是如此,“南社”人仍保持着一种“敢为天下先”的精神,在图书馆领域内拓荒、耕耘、创新,在近现代图书馆学史上留下了许多印记。

例如:19277月,江苏省教育厅聘任陶惟坻(18561930)为省立第二图书馆馆长。受聘次日,他就正式就职,并向图书馆捐赠了家中珍藏的一批图书。就任后,他根据新南社引纳新潮,提倡民众文学的精神,亲手制定“储集图书,供众阅览,表彰文化,鼓励人才”为办馆宗旨。他着手加强图书管理,编印了《苏州图书馆一览》,成立了特藏书库和图书出借部,改编了图书分类法。他在任馆长的三年内,广采博集,馆内增加藏书5万多册,为建馆初期的10倍,当时被誉为“拥图书而如城域”,其业绩已列入《中国图书馆馆长名录》。

难能可贵的是,陶惟坻十分重视启蒙儿童少年教育,特辟少儿阅览室,增添儿童书籍百余种,专供少儿阅览,以满足儿童少年学习文化知识和促进智力发育的需要。这在当时极具创新意义。【19

傅熊湘(18831930)在“南社”的历史上也是一个不可或缺的人物,一是他的诗词创作在《南社丛刻》中数量最多,二是他19241月创南社湘集于长沙。19288月,傅熊湘调任湖南省立中山图书馆馆长。该馆是中国最早建立的公共图书馆之一,始建于19043月。1926年由湖南省省立图书馆和中山图书馆(原省教育会图书馆)合并而成,藏书大多由民间捐置,由于停废多时,馆中所藏,图籍充栋,而无目录可稽。傅熊湘到任后,对藏书、目录进行整顿。竭70昼夜之力,采用“杜威十进分类法”加以整理,编成《中山图书馆目录》二卷。“杜威十进分类法”是世界现代文献分类法历史上重要的里程碑,也是世界上现行文献分类法中流行最广、影响最大的一部分类法。中山图书馆当时就采用“杜威十进分类法”的理论和技术来编制目录,也极具创新意义。19307月,中山图书馆毁于内战中的大火。这时,傅熊湘正在病中,闻讯忧痛逾常,疾复大作,乃赋《水龙吟》,有“玉轴扬灰,龙文折柱,吾衰安寄”之叹,描述了他当时的心境。【20

陶惟坻、傅熊湘也和前面提到的余湘、周子美、柳无忌一样,将图书馆作为人生的最终归宿。同时,他们在公共图书馆领域内辛勤拓荒的业绩,也极具研究价值,这是南社研究和图书馆研究两个研究领域都不可或缺的宝藏。

 

注释

1】[C]周文晓、沈承庆等编《朱剑芒先生纪念文集》,82页,江苏常熟,1990年

2】[B]金建陵、张末梅《望平街与南社》,《南京理工大学学报》1999年5期,33页

3】[M]高、谷文娟《〈觉民〉月刊整理重排本》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910页

4】[D]《江南陆师学堂之霉垢》,《苏报》1903年4月16日

5】[M]公奴《金陵贩书记》,《中国现代出版史料》(甲编)中华书局1954年版,393页

6】[D]《南洋陆师学堂退学生公函照录》,《苏报》1903年4月10日

7】[D]《江南陆师学堂散学之原因》,《苏报》1903年4月10日

8】[D]《江南陆师学堂学生退学始末记》,《苏报》1903年4月24日──5月6日

9】[B]刘颍白《刘三与丽泽学院》,江苏省南社研究会《南讯》第9、10期合刊

10】[D]《云南学生抵沪述闻》,《警钟日报》1904年10月26日

11】【18】[M]柳曾符、柳佳《劬堂学记》369、271页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9月版

12】[M]柳无忌《休而未朽集》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93年版,18—27页

13】[M]柳亚子《磨剑室文录》(下)116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14】[M]邵力子《〈上海研究资料〉序》1页,上海书店1984年版

15】[B]《史林》2001年4期,17、23页

16】[D]陈思丰《南图古籍藏书今昔谈》《服务导报》1998年12月6日

17】【19】【20】[M]柳无忌、殷安如主编《南社人物传》,200、580、587、625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

 

作者信息:金建陵,江苏省南社研究会会员;张末梅,中国近代文学研究会南社与柳亚子分会理事、江苏省南社研究会副秘书长。邮编:210036。收稿日期:2003-07-22

 

(载江苏省图书馆学会、南京图书馆主办《新世纪图书馆》2003年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