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社女性解读:从个体到群体

金建陵 张末梅

摘 要：南社女社员张汉英、唐群英等都是辛亥革命后女子参政运动的发

起者。笔者采用个体解读与群体解读相结合的方法，阐述了南社女性在近代民

族解放和妇女解放中艰难曲折的历程。

关键词：南社；妇女；辛亥革命；参政

个体解读：张汉英·唐群英

1909年11月13日，柳亚子、陈去病等经过一番紧张的筹备，中国近代史上的革命文学社团“南社”终于在江苏苏州“呱呱堕地了。”南社与当时的同盟会互相呼应，成犄角之势，“欲凭文字播风雷”，为反清民族民主革命大造声势，迎接辛亥革命的到来。南社成立之前，1909年10月29日的《民吁报》便发表了宁调元的《南社诗序》，阐明南社命名的意义在于“钟仪操南音，不忘本也。”同时，他还做了不少组织发展工作。早在1908年7月，因萍醴起义失败而身陷囹圄的宁调元便致书高旭，云：“有张君汉英、唐君群英能诗文，然又以唐君为最优，弟均当嘱其入社。”【1】（p.115-116）

案：张汉英，字蕙风，号惠风，湖南醴陵人。唐群英，字希陶，湖南衡山人。据《南社史长编》记载：“1911年10月10日……唐群英填写入社书，介绍人傅尃、阳兆鲲、黄钧。”柳亚子编的《南社社友姓氏录》中，唐群英的入社书为193号，张汉英的入社书为194号。

时下一些南社研究的论文论著中，唐群英、张汉英的名字很少被提及。现根据文献中一鳞半爪的记载来一番“碎片整理”：

1905年7月底，日本实践女子学校迎来了20名湖南女学生。这批学生中就有唐群英和张汉英。校长下田歌子决定在赤坂区桧町设置中国留学生分校，并且制订了《清国女子速成科规定》。根据规定，本科学制为两年，特别科为一年，特别科以师范速成科和工艺速成科为主。这批学生全部就读于一年制的特别科。13名选读速成师范科，7名选读速成工艺科。一年后，有12名学成毕业。（见石井洋子《辛亥革命期の留日女子学生》，35页）1905年8月，孙中山在日本建立起同盟会。唐群英是同盟会的第一个女会员。为准备武装起义，同盟会在横滨开设了炸弹制造所。据刘揆一著《黄兴传记》记载，唐群英也参与其事。【2】(p.289)

1906年9月23日，由李元发起的“中国留日女学生会”成立，“其时在日留学女同志约百余人，初未团结，自丙午年（清光绪三十二年）暑假时，鄂人李元（在女子第一高等学校肄业），感觉留学女界无正当团体，不能精诚团结而消息灵通，乃奔走调查，征求得七十余同志之赞同，组织一留日女学生会。于是草拟章程，于西历九月间，在中国留学生会馆举行第一次大会，公举黄华为庶务（即会长），杨庄为书记，会方成立正待发表，忽黄华等因事辞职，遂于西历十一月又召开第二次大会，补选庶务李元，书记燕斌、唐群英……复修改章程，并发成立通告书。”【3】（p.289）

这一年的冬天，张汉英的丈夫李发群为声援萍醴起义，自日本回国，与同乡杨卓林谋炸江督端方。后杨卓林被执处死，李发群下狱。据傅钝根的《张汉英传》：

汉英闻，孓身渡海，视发群狱中。诉江督端方，乞以身代夫。时发群方病，因言：‘夫病剧，即有瘦死。狱不得鞫，徒枉法，无益，不如得以身代有所归。’端方故尝巡抚湖南，汉英渡日本，其所籍送。故汉英得以门生见。因留与语，具食。汉英临食悲泣，不能举箸，左右皆为掩涕。语颇闻端方。端方乃稍移发群监，弛其桎梏。趣汉英赴日本。汉英自是数往返江海间，且学，且省夫，备历穷苦。又二年，清帝崩。嗣子溥仪即位为皇帝，大赦天下。顾党狱无赦。汉英比傅条例，卒得有力者为之请，遂以明年八月出发群于狱，而心力弥殚矣。”【4】(p.448)

为反对日、英、俄、法等国的侵略，1911年2月26日，留日学生组织了“留日中国国民会”。3月5日，女学生们也召开了留日女界全体大会。此大会由唐群英等发起，到会者百余人。会上宣告成立“留日女学会”，唐群英任会长。女学会成立的当天，大会提议为促进本国女同胞的觉醒发行杂志。4月27日，《留日女学会杂志》创刊。编辑兼发行人为唐群英。该刊“以注重道德、普及教育、提倡实业、尊重人权为宗旨。”【5】(p.682) 在民族存亡的紧要关头，她号召中国妇女们要同男子一起，共同担负起保卫祖国与民族生存的责任。“国亡而不能补救，则匹夫与匹妇，皆与有罪。而国将亡而思补救，则匹夫与匹妇，皆与有责也。”怎样使女子负起自己的历史责任呢？该刊认为：“欲使女子能尽此责任，必先开通女子之知识。……欲开通女子之知识，其道何由？广设学校，使女子者，得受善良之教育。”（《留日女学会杂志题辞》）据丁守和主编的《辛亥革命时期期刊介绍》的评价：“从女界各类报刊的比较来看，《留日女学会杂志》也是质量较高、影响较大的杂志之一。”

武昌起义开始后，留学生们纷纷离日回国，唐群英、苏淑贞、苏洵贞、林演存、林贯虹、钟进英等八人组成了女子红十字军，于1910年10月19日回国，与张竹君组织的上海红十字社一起，赴汉口从事救护活动。

中华民国成立时，唐群英被孙中山大总统授予二等嘉禾勋章。在临时约法制订前，唐群英等20余人曾上书孙中山，要求在约法中明文规定男女平等，女子有参政权等条文。请愿书中写道：“兹幸神州光复，专制变为共和，政治革命即举于前，社会革命将起于后。欲弭社会革命之残剧，必先求社会之平等，欲求社会之平等，必先求男女之平权，欲求男女之平权，非先以女子以参政权不可。”请求在宪法正文内订明：“无论男女一律平等，均有选举权及被选举权。”（见1912年2月27日《时报》）可是同盟会的领导成员对女子参政问题并不赞成。1911年底，唐群英写信给孙中山和参议院，要求“参议院存案，俾国会决议时为女界预留傍听及参政一席。”孙中山在批语中说：“天赋人权，男女本非悬殊，平等大公，心同此理……女子将来之有参政权，盖事所至。该社员等才学优美，并不遽求参政，而谋联合全国女界，普及教育，研究法政，提倡实业，以协助国家进步……女子应否有参政权，定于何年实行，国会能否准女界设傍听席，皆当决诸公论，候咨送参议院决可也。”【6】（p.461）显而易见，孙中山虽然赞成“男女平权”，却希望“不遽求参政”。不久，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参议院否决女子有参政权。1912年3月11日，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公布，其中并无男女平等的规定。唐群英等人又上书孙中山，要求修正。3月19日，在参政院讨论妇女参政权问题时，唐群英等人进入会场同议员们进行激烈争辩。由于双方矛盾激化，在第二天、第三天的讨论会上，双方发生了武力冲突。唐群英“一度见宋教仁，以政纲未列男女平权一项，立掴宋颊。”【7】（p.237）后经孙中山调停，事态方才平息。

1912年，在张昭汉（也是南社成员）、唐群英等人努力下，已经停刊三年的《神州女报》复刊，经理张昭汉，编辑唐群英、汤国梨。至次年2月共出四期。新版“以普及教育、提倡实业、研究政法、鼓吹女子政治思想、养成完全高尚纯洁之女国民，以促进共和之进行为宗旨。”它的创办曾得到孙中山等人的支持，孙中山并为复刊号写了“发达女权”的题词。此外，该报用了不少篇幅报道了民国初年女子争取参政权的斗争情况。

1912年，唐群英还在北京组织了全国女子参政同盟会，被选为会长。同年12月，唐群英自京返湘。长沙妇女界于是月14日假座省教育会召开盛大的欢迎会。到会人数约5000左右，极一时之盛。在唐群英的推动和领导下，18日成立了女子参政同盟会湖南分会，会员800多人。【2】（p.465）1913年2月，时任南京女子参政同盟会会长的张汉英返回湖南，开始创刊《女权报》；为秋瑾立祠，寄托哀思；并“节衣缩食，犹挈办女子手工实业两校，生徒近百人，造端亦至宏也。”【4】（p.3354）两人后因军阀迫害，被迫离湘。1915年5月，张汉英因咯血而在湖南醴陵去世，年仅44岁。唐群英则在北京、长沙等地兴办了“中央女子学校”、“女子美术学校”等职业学校，1937年在湖南衡山去世，享年65岁。

群体解读（一）：从“走出”到“返回”·从妇女解放到民族解放

当年，宁调元向高旭推荐张汉英、唐群英时，称她俩“能诗文”。显然，宁调元认为其已符合南社“品行文学两优者许其入社”的条件。特别是女性，在当时连识字的都很少，“能诗文”者更是凤毛麟角了。南社从成立开始就注意吸收女性入社，人数总计达62人。这在清末民初的文学团体中是仅见的。1909年11月13日的首次雅集，柳亚子就提议请徐自华担任词选编辑，后因陈去病反对而作罢。1910年3月第三次雅集时，终于将张佚凡女士选任为庶务。同时，在这些女性社员中，也不乏才华横溢者。柳亚子在1944年写道：“从晚清末年到现在，四五十年间的旧诗坛，是比较保守的同光体诗人和比较进步的南社派诗人争霸的时代。但有一种怪现象，在同光体诗人中间，没有一个出名的女诗人。……在南社派中间，举得出名字的，却有旌德的吕碧成，湘乡的张默君，和崇德徐自华、蕴华姐妹，足以担当女诗人之名而无愧。”唐群英也是“民初各报附刊纷载其诗，亦不类巾帼口吻。”【7】（p.237）

“不类巾帼口吻”并非其诗作毫无女性的印记，而是指其超越了传统闺秀诗圈在类似大观园的“女儿国”里“或说书，或写字，或弹琴下棋，作画吟诗，以至描鸾刺凤，斗草簪花，低吟悄唱，拆字猜枚”的情调。蔡元培1917年1月《在爱国女学校之演说》中，曾指出旧式妇女“走不出”的两大特征：一是“旧俗每为女子缠足，不许擅自出门行走，终日幽居，不使运动，久之性质自变为懦弱。”二是“死守家庭，不出门一步，不知社会情状”。不少的南社女性社员，不仅走出了家门，而且走出了国门。这的确是开风气之先。当年张汉英、唐群英去日本实践女子学校留学时，两人都已33岁。她们的老师坂寄美都子曾有这样的回忆：“首先使我们大吃一惊的是这20名新留学生的年龄差距。最年少的仅14岁，而最年长的是53岁的母亲。53岁已经到了把家庭主妇的位置让给儿媳，自己去过隐居生活的年龄。她和与自己孙女年龄相仿的女孩一起来到国外，开创新风，中国妇人的活动能力之强，使我吃惊之余又感到由衷的敬佩。”（见《实践女子学园八十年史》，103页）

若将她们的行动置于其所处的社会背景来解读，便可见其具有浓重的反抗满清统治的色彩。就在她们东渡日本的前夕，1904年1月13日，清廷再次颁发由张百熙、荣庆、张之洞联名奏呈之重订学堂章程。史称“癸卯学制”。“癸卯学制”仍旧剥夺了女子受教育的权利：“中国此时情形，若设女学，其间流弊甚多，断不相宜”。“中国男女之辨甚谨，少年女子断不宜令其结队入学，游行街市，且不宜多读西书，误学外国习俗，致开自行择配之渐，长蔑视父母夫婿之风。”

可是，统治者的担忧恰恰成了革命者的希望。此时的神州大地，正在兴起举办“女学”的热潮。显然，反清的阵营是将妇女作为一种革命的资源来进行开发的。一批后来加入南社的社员成了兴办“女学”的“弄潮儿”。1903年，严复通过时任直隶学务处总办的严修，举荐吕碧成协助傅增湘筹办北洋女子公学。吕碧成后来回忆：“创设之始，艰苦缔造，将近一载，始克成立。”1904年，北洋女子公学成立于天津，“其时京津一带虽有私立女学二三，皆家孰制度，若拨币备案，就地区为公众谋者，实以此校为嚆矢焉。”吕碧成作为该校负责人之一综理教务。1906年，女子公学改为北洋女子师范学堂，这是近代中国创设最早的女子师范学校之一。吕碧成出任校长，当时她只有23岁。同年，浙江南浔镇张弁群欲创办浔溪女学，便请徐自华主持校务。二月，秋瑾就聘浔溪女学任教，二人一见如故，后遂成莫逆。高旭与何亚希结婚不久，便在张堰创办钦明女校。高旭自任校长，何亚希任教员。1908年2月29日，钦明女校正式开学。这一期间，一些在“女学”任教的南社人也倾注了极大的热情。1904年，留日学生杨白民创城东女校于上海花衣街之竹行弄，聘刘三为教员。刘三为女校写了《校歌》和《本校师范毕业歌》：“女学社，屋二间，人半百，书一寮，都拼着大地河山一半担儿我辈挑，吴凇江上旭日一轮照耀自由花。”“自由花，何璀灿，文明培根基。茫茫吾神州，女教衰微四千载，我侪出求学，誓将教育救国孱。”【8】

“出求学”的目的是为了“救国孱”，刘三写的这首《校歌》将兴办“女学”的目的讲得再明白不过了。由陈伯平、吴芝瑛、徐自华等担任主撰，于1907年11月创刊的《神州女报》也曾指出“非女子教育发达之后，断不能有完全之教育；而中国非大革命以后，女子教育断不能发达。”唐群英编辑兼发行人的《留日女学会杂志》则提出女性应根据自己的特点，去实现妇女解放。认为妇女根据自己性柔、耐心的特点，最要紧、急迫的应做三件事：首先，为普及教育效力；其次，努力于实业，以求家殷国富；第三，要从事医疗救护。这番言论似乎在为日后的行动造舆论。武昌起义爆发，唐群英等又迅速地“返回”祖国，投身于民族解放的洪流之中。孙中山是这样来赞美她们的：“女界多才，其入同盟会奔走国事、百折不回者，已与各省志士媲美。至若勇往从戎，同仇北伐，或投身赤十字会，不辞艰险，或慷慨助饷，鼓吹舆论，振起国民精神，更彰彰在人耳目。”【6】（p.461）

群体解读（二）：从“参战”到“参政”·女性意识从淡化到强化

柳亚子曾有两首诗，题目即作《梦中偕一女郎从军杀贼，奏凯归来，战瘢犹未洗也，醒成两绝纪之》。其一曰：“梦回瑶想一惺忪，突兀何由见此雄？最是令人忘不得，桃花血染玉肌红。”无独有偶，南社的张昭汉女士也曾“梦仗剑诛某民贼”，醒后作《秋夜书感》，诗云：“花魂惨淡香弥永，剑影依稀血未干。”柳亚子梦寐以求的“女侠”与张昭汉梦想实现的自我，正是为民族国家的整体利益和前途去驰骋战场、奔走呼号的巾帼英雄！1904年1月，《女子世界》创刊，柳亚子曾以安如、亚卢、松陵女子潘小璜等笔名在该刊发表过不少作品。在《女子世界》第4期上，他以“松陵女子潘小璜”写了一篇传记《中国女剑侠红线、聂隐娘传》，写的是唐末两个精娴武技的侠女故事。文中，潘小璜高度评价了中国古代的游侠阶层，声言：“吾二千年前之中国，侠国也；吾二千年前之中国之民，侠民也。侠者，圣之亚也，儒之反也，王公卿相之敌也。重然诺，轻生死，挥金结客，履汤蹈火，慨然以身许知己，而一往不返，一瞑不视，卒至演出轰霆掣电、惊天动地之大活剧，皆侠之效也。”紧接着，《女子世界》第7期上又发表了“松陵女子潘小璜”写的《中国民族主义女军人梁红玉传》，歌颂明末时一位抗清的无名女子。这些作品的主题已经不是一般地提倡女子教育和女权，而是号召女子参加民族解放的战斗。这一时期，不少南社女子满腔热情地参加了“反满”斗争。

武昌起义成功，南社人是“少年同社，尽庆弹冠”。按理说，昔日“参战”的女性也应在“参政”中占有一席之地。因为在“参战”中“淡化”的女性意识会在“参政”中自然而然地得到“强化”。可当南社的女性社员“脱我战时袍，著我旧时裳”之际，“参政”则成为一道难以逾越的障碍。尽管同盟会曾一度在政纲中写有“主张男女平权”的条文，但当民国成立后，一部分男性党员为了实行“政党内阁”，在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时竟擅自做主将“男女平权”的条文删去。与此同时，黄兴还下令遣散所有的女子军队。蒋作宾和吴稚晖在写给《神州女报》的祝辞和该报社成立大会上的演说甚至公开反对妇女参政，蒋作宾的祝辞为：“天赋人权，男女所共；女子参政，人道当然。然主张参政，为学理上所期许，是否有参政能力则系事实上之判决。今观女界较其大凡识名物者，千取一焉，备取常识者，万取一焉，若夫法理者精深、政论渊博者，虽千万一之比例，犹不逮也。”吴稚晖则呼吁妇女“从速研究政治常识、插足政界团体为预备”。【5】（p.408）⒃在他们眼里，妇女不仅文化水平低，尤其缺乏政治、法律的素养，既没有“参政历史”，又没有“议政之才”。唐群英、张汉英等在辛亥革命之后“以争女子参政为世诟病”，甚至连傅钝根的《张汉英传》都只敢“特取其近道者著于篇”。的确，该传特意选取“乞代夫狱”的材料是符合“三从四德”的妇“道”的。这就使我们看到，辛亥革命虽然已经推翻了封建皇权，但中国作为一个民族国家的整体机制和运作却依然故我，基本的社会关系君臣、父子、夫妻依然是以服从、依附为原则。以女性意识得到了空前“强化”为特征的女子参政运动，遭到了昔日男性战友的反对，便更能说明反封建、争民主的长期性、艰巨性。柳亚子自称：“从小袒护女性”，“有些像《红楼梦》上的贾宝玉”。如前所云，在他主盟的“南社”，积极发展女性社员，让女性参与社务……乃至许多女性社员都将南社作为她们的“精神家园”。早在1904年，柳亚子就在《哀女界》一文中痛斥过“中国之女子则必不能有权”的看法：“吾见今日温和派之狡狯手段侵犯女界者矣！彼之言曰：女权非不可言，而今日中国之女子则必不能有权，苟实行之，则待诸数十年后。呜呼！是何其助桀辅桀之甚，设淫辞而助之功也。夫权利云者，与有生俱来，苟非被人剥夺，而终身无一日之可离。必曰如何而后可以有权，如何即无权，此岂有量才之玉尺而比较至累黍不差乎？中国女子即学问不足，抑岂不可与男子平等？必如论者所言，将中国男子亦在不能有权之列……夫女子之无学，岂女子之罪哉！奴隶视之，玩物待之，女权既丧，学焉将安用之？况如“无才是德”所云，且明禁女子之求学乎？昔以女权之亡，而女学遂凐，今日欲复女权，又曰女学不兴不能有权，则女界其终无自由独立之一日矣！”【9】另一位“南社”的重要人物姚石子，也“尝从事于女子教育，于女子参政问题极愿研究。”1912年3月，他在《民立报》上看到一篇反对女子参政的文章“语涉嘲讽”，便随即写信给张昭汉，表明自己的观点：“光固素主张男女平等，女子有参政权者也。以女性天性高尚温淑，心细安详，参预政权，必可造成一种庄严完密之政治。”“议会中女子不可不出席者，盖非此不足以发挥政见而尽国民监督政治之责也。”【10】（p.280）这与那些只要女子“参战”而不要女子“参政”的民族主义的“男性革命家”是何等的不同。1912年，唐群英“以政纲未列男女平权一项”而“掴”过时任南京临时政府法制院院长的宋教仁的“颊”。唐群英因此也“为世诟病”为“母大虫”。1914年10月出版的《南社丛刻》12集，同时发表了两篇南社女社员悼念宋教仁的文章，一篇是张昭汉的《宋钝初先生诔》，另一篇是唐群英的《宋渔父先生诔并叙》。唐文凄绝哀婉之情溢于言表，更有“不幸唐氏，用志不协，抗手投箸，仁政斯息”的深深自责。读罢此文，唐氏冰清玉洁般的心境昭然天下。这倒像是南社为唐氏力排“世诟”的刻意安排。1916年1月出版的《南社丛刻》15集，刊登了张汉英的遗像、11首诗和唐群英的《祭张惠风文》。显然，这也是南社对女子参政运动的一种褒扬。另一篇唐群英的《与柳亚子书》，欲请柳亚子为张汉英作传，以光彤史，更能从一个侧面看到柳亚子在这些妇女运动先驱者心目中的“海内人师”的地位。

[参考文献]

【1】杨天石、王学庄《南社史长编》[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

【2】《辛亥革命回忆录（八）》[M]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

【3】谈社英《中国妇女运动通史》[M]上海文心印刷社，1936。

【4】《南社丛刻》[M]广陵：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6。

【5】丁守和《辛亥革命时期期刊介绍（三）》[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6】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二）[Z]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

【7】郑逸梅《南社丛谈》[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

【8】刘 三 本校师范毕业歌[J]《女学生杂志》1910年第１期。

【9】柳亚子《哀女界》[J]《女子世界》1904年第9期。

【10】姚昆田编《姚光集》[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Analysis of Females in “Nanshe”：From the Individual tc the Group

JIN Jian-Ling ZHANG Mo-Mei

Abstract：Zhang Hanying and Tang Qunying, women members in “Nanshe”,are the sponsors of women to particpata in govemment and political affairs after the Revolution of 1911. The author combines the analysis of the individual with that of the group and expounds the difficulties and setbacks the women in “Nanshe” met with in the modem national liberation and women emancipation.

Key words: “Nanshe”；women； the Revolution of 1911； participate in government and political affairs.

载《中华女子学院学报》2005年第5期。此稿曾载《南京理工大学学报》2001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