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南社丛刻》浅谈南社的几个问题──以文类分布为核心

林香伶

选自南京理工大学学报哲社版南社研究专栏

一、缘起

南社成立于1909年,最初以提倡气节为社旨。进入民国之后,该社社员更高达千人以上,无论是文学、大众传播、政治、经济各界,都蔚为一个「南社天下」。

《南社丛刻》乃该社精神的代表社刊,从1910年至1923年间,先后出版二十二集[1],无论是就选文的方向、内容的记载,在在都提供了南社研究者第一手的珍贵资料。可惜的是,当年《南社丛刻》印数甚微,几经流传,原始的《南社丛刻》在世面上已不多见,各个图书馆的收藏亦不齐全,于是,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于19964月出版了《南社丛刻》重印本,在页码统一之后,合为八册,至此,研究者有了一致的运用版本,就重印者的用心及其收录南社资料的价值看来,都可称作学界的可喜之事。

然而,除去重印本在:省去图照、署字、检索不易、影印效果不佳及印书过少等缺失外,我们还可以经由重印本重现《南社丛刻》的部分原貌,进而发掘原始《南社丛刻》所呈现的南社问题。因此,本文以《南社丛刻》重印本为基础,先就该书的编纂、印刷等问题切入,再以文类分布为核心,粗浅地讨论几个有关南社研究的议题。

 

二、如何看待《南社丛刻》重印本?

承前所提,原始的《南社丛刻》因为出版时印数过少,在今日很难见其全貌。因此,《南社丛刻》重印本的出现,不仅使后辈南社研究者有了统一而便利的原典资料,在整个南社研究上也是别具意义的。针对重印本作讨论的文章并不多见,仅有朱少璋〈《南社丛刻》的重印本与未刊稿〉一文,朱文提出《南社丛刻》具有「近代古典文学史料」的研究价值,对近代革命史亦有助益」[2]的论点。因此,本文将重新检视《南社丛刻》重印本,具体提出其缺失,及其需重新修正的部分,希望对《南社丛刻》重印本的再版及其运用价值有较为客观的建言。

首先,重印本并没有解决社员名字登录上的若干错误及编排不一的错置现象。这种情形可以几个重要的南社人士为代表,宁调元之姓氏,在重印本上分别出现了「寗」、「宁」及「宁」三种,如果以柳亚子编制的「南社社友姓氏录」[3]为据,应以「宁」为正,但该书竟有三种姓氏,不免使读者产生误解。

名号使用不一的现象随处可见,诸如:蔡有守,又有蔡守之名;周亮才,又有周亮之名;胡韫玉,又有胡蕴玉之名;周伟,又有周伟仁之名,熟知南社的研究者自然知道这些作者是何人,但是对于初进南社堂奥的新兴学者而言,无疑是一种阻碍。除了以上所提的蔡守、周亮才、周伟、胡韫玉四人外,凌景坚、徐自华、高旭、高燮、蒋同超、苏玄瑛、顾无咎、宁调元等人,在《南社丛刻》中也分别使用了不同名号,为了使编辑体例统一,免去资料误判的差池,笔者建议以使用最多次的名号作标准,再依次编排作者小传,制作目录索引。

除此,我们也发现,即使在同一集的目录及内文作者的标示上也出现歧异,诸如:宁调元、胡韫玉、蒋同超、顾无咎等人在同一集中都没有统一的名号。就此看来,《南社丛刻》不仅在大部头的二十二集中没有一致的人名编列概念,即使在同一集的相同文类之中,亦出现瑕疵。再者,有些人亦因籍贯引用来源不同,也易使读者产生错误的理解,以王钟麟为例,其实是王钟麒的讹误,在第二集南社文选中,非但没有被更正,反而登录为「江都王钟麟郁仁[4],同一集的诗录中,则被登录为「歙县王钟麟无生[5],这不免使读者陷入阅读困境,不知二者实为同一人也。

至于错字的印刷更是不胜枚举,诸如︰马骏声误为高骏声、王钟麒误为王钟麒及王钟麟、庞树柏误为应树柏、傅熊湘误为传熊湘、卜世藩误为卜无藩[6]皆是。

除此,第七集甚至还发生一个乌龙事件,即是在诗录目次上标示收录了高旭作品六十四首,但在仔细察阅之后,却找不到任何高旭的作品[7]。又如:第二十二集诗录收有柳亚子夫人郑佩宜的作品,在目次也未加以罗列[8],以上所举,皆是《南社丛刻》在编辑上明显的错误,重刊本未加以修正,亦是弊病。

  因此,在对待《南社丛刻》重印本的态度上,笔者认为应审慎的态度,应再做校正考察的工作,以免误判资料,影响研究品质。

 

三、《南社丛刻》的编辑群出了什么问题?

在前段讨论中,笔者提出《南社丛刻》在编辑人名上的错误与采行的不一致,因而导致读者阅读困境的弊端。因此,重印本既然是以南京博物馆收藏的《南社丛刻》为底本,这些现象自然也可以反映《南社丛刻》在编辑上的问题。

首先,我们必须提出的现象是──每一集的丛刻出版,都与雅集有关。几乎在每一次的南社雅集之后,出版丛刻是必然之事。因此,雅集的密集度及丛刻出版的快慢自然是关系密切的。以下我们将雅集与丛刻出版的时间列一对照表,雅集对丛刻出版的重要性由此可知︰

19091113日第一次雅集起,正式以南社总社名义举行的雅集共有二十二次,其中包含了正式的十八次雅集及四次的临时雅集,大部分都维持在二十到三十人之间。在经过比对后,我们发现,除了第五、八、九次雅集及第四次临时雅集之后没有出版《南社丛刻》外,几乎在每次雅集之后就有丛刻的出版,而其中的差距时间,也多在四个月以内。因此,在参与雅集的社员中所选出的干部、编辑员,以及参与雅集者的作品收录,都会释出雅集对丛刻编纂的意义。

首先,我们来看参与第一次雅集的人员︰他们决定以陈去病、高旭、庞树柏三人为编辑员,在该次雅集参与的十七位社员中,只有柳弃疾、蔡守、俞剑华、沉道非四人的作品被收入,值得注意的是,发起人之一的高旭虽未与会,但其《愿无尽斋诗话》、《未济庐诗集》、《钝剑词》却被大量收录,这与高氏为主要的编辑员不无关系。本次会议更因柳亚子对当时盛行宋诗趋势的批驳态度与庞树柏、蔡守不合,种下了南社分化原因之一[9]。第二次雅集与会者仍只有十七人,除了柳亚子、陈去病、陈陶遗、朱少屏四人依旧赴约外,其余十三人都是新面孔,发起人高旭依旧未到场,如此,南社初期隐现向力心不足的内忧已是昭然可知。其次,我们发现第二集中,除了收录了周祥骏《更生斋诗》三十七首外,三大发起人高旭、柳亚子、陈去病等人依旧有其专栏的作品发表舞台,而与会的邹亚云、雷铁厓作品亦被收入。与会者作品未能收入丛刊的原因,笔者不敢妄下断语,但可以确定的是,这些作者的作品会被收录,端赖其作品风格受到陈去病的赏识之故[10]。这种由单一个人主导的编辑现象,不仅反映编者个人的鉴赏力,也呈现《南社丛刻》几乎是由「一人当家」的编辑主观风格,第一、二集如此,其它的《南社丛刻》也是始终脱离不了个人化的编选情势。

在二十二集的《南社丛刻》编纂过程中,雅集中推选出来的编辑委员几乎都推辞不愿就任,他们另有个人事业要忙碌,根本无暇顾及社务,作品收录的偏执现象就反映在《南社丛刻》之中,而此,无疑证实南社编辑组织的松散。1916年举行的第十四次雅集是参加人数最多的一次,但也不过五十六人,虽然其中不乏南社重要的领袖级人物,但是对于一个拥有上千人的文学社团而言,这些人似乎还不足以代表所有南社社员的意见,社员对雅集与会意愿不高,要让社刊发挥凝聚社员共识,进而投入心力,恐怕都非易事。如此一来,《南社丛刻》产生编辑上的错简、漏失,就是在所难免了。再者,参与雅集者所决定的编辑员并未发挥其功能,《南社丛刻》落入少数人掌管,都是《南社丛刻》足以垢病之处。以发起人之一的高旭为例,他即使没有出席雅集,仍有不少的簇拥者推选他为编辑员,他虽然没有主动投稿,在《南社丛刻》中也不乏收录他的作品,就其影响力而言,似乎都比实际参与雅集的人却无编辑权者来得大。

姑且不论南社在革命活动发挥的效力如何,单从其社刊编辑群的诸多缺失,就不难推测南社最后会走入历史,被自然淘汰的原因了。就雅集与丛刊出刊的关系作研究,正可以反映出南社凝聚力的薄弱以及推敲出其日后走向分化的原由所在。以下,我们继续探讨《南社丛刻》文类编排演化的问题,进一步突显《南社丛刻》反映的南社问题。

 

四、《南社丛刻》文类编排的演化

要谈《南社丛刻》的文类编排演化过程,柳亚子绝对是关键的重要人物。在二十二集的《南社丛刻》中,除了第一、二集外,从第三集之后,就由柳亚子领军编辑出整齐的文录、诗录、词录三种文类型态,《南社丛刻》的编纂也自此逐渐步入正轨。然而,和别集对照,第一、二集的文类编排显得十分独立,有个别讨论的必要。

首先,我们来看这两集选出来的编辑员,都是陈去病、高旭、庞树柏三人,但实际参与编辑的,第一集是高旭,第二集则由陈去病负责。在这两集的《南社丛刻》中,编辑者粗糙的编辑理念明明可见,以专栏现象为例︰第一集在选文部分,有︰柳亚子《磨剑室文初集》及高旭《愿无尽庐诗话》,这是两大发起人的专着收录;选诗部分则有︰高旭《未济庐诗集》、俞剑华《蜚景集诗》、蔡哲夫《有奇堂诗集》;选词部分则有︰高旭《钝剑词》、俞剑华《蜚景集词》。在基本的「南社文选」、「南社诗录」、「南社词选」之外,柳、高、俞、蔡等人的作品以专栏方式收录,除了突显这些人在早期南社文学的重要性外,也说明这些人在早期南社所具备举足轻重的地位。尤其令人不解的是,这部《南社丛刻》应以社员作品收录为主,当时编辑主笔之一的陈去病却以乡人的谢寄尘与社员徐自华同用「寄尘」为字号之故,收录谢寄尘作品[11],美其名视为文字因缘,实际上却是破坏了一个社刊编辑的基本原则,无怪乎因此引起柳亚子的不满和批评。

和第一集相比,第二集明显地将渗杂在「文选」、「诗录」、「词选」中的专栏作了部分的调整,全部挪移到「词选」之后,不过,仍有如:陈去病《巢南杂箸卷一》、柳弃疾《磨剑室诗集一》及《磨剑室诗集二》、高旭《未济庐诗集》、周祥穆《更生斋诗》等清一色的诗集收录。仔细观察第二集中文、诗、词三种文类的分布,我们可以发现,即使把「文选」置于全集之首,其实只收录宁调元、王钟麒、陆绍明三个人的三篇作品,「词选」部分则有︰徐蕴华、高增、陶牧、胡颖之、徐自华、邹铨六人的十二首作品。而第二集末后收录由姚光校录,高燮代序的《王席门先生杂记》,乃姚石子收录了明代金山卫遗民王席门的五篇稿本,编辑把《王席门先生杂记》视为乡邦文献收进《南社丛刻》,其实也与前一集收录谢寄尘作品一样,都非南社社员的稿件,载录王氏作品,同样剥夺了社员发表作品的权利。于此,我们似乎可以看见,在固定编辑理念成形之前,南社就是以诗为创作的大宗,以诗作为南社文学的代表,似乎也呼之欲出了。柳亚子虽然发现《南社丛刻》在文类编排不均的现象,也有意改变,却也只能在文类编辑上稍作统整而已,在社刊编辑的演化过程,柳亚子曾经如是说︰

第一集是高天梅编辑的,印刷由黄滨虹经手,在上海出版。第二集是陈巢南编辑的,他自己经手印刷,在杭州出版。从大体上比较起来,第二集的编制,好象比第一集进步一些,像《文选》、《诗录》、《词选》都放在一起,而以各家专集殿后,比第一集参差错杂好得多了。不过,文的成分太少,诗的成分太多,不均平得很;而排列的次序又毫无意义,不排姓氏笔划,也不依籍贯省分,依旧成为一场胡涂。我们不是当编辑员的人都在这样地想着,原因呢,巢南和天梅都是书生习气,做事情马马虎虎,而我是主张实干硬干的,对他们便深觉不满起来。这样,在南社中间,诱起了对于干部诸人革命的因子,终于到张园雅集而爆发了。[12]

这样的不满,自然在南社内部起了争执,张园雅集后,在柳亚子的运作下,分别由景耀月、宁调元、王钟麒三人担任诗、文、词的编辑员,然而,事与愿违,景、宁二人长期滞留北方并未参与聚会,始终不肯就职,而王氏也因无暇参与编辑,行事至此,柳亚子不得不跳出来接管南社社务,第三集以后的《南社丛刻》也从此被柳亚子主导,直接地反映出柳氏个人的编辑风格,而此,也间接说明南社在凝聚社员情感的刊物编辑上无法同心,为南社分化种下部分的隐忧。经由柳亚子和俞锷二人的合作,《南社丛刻》终于有了一个较为统一的编辑体制,不过,第三集之后的《南社丛刻》,我们依旧可以发现,大量收录诗作的情形,并未改变。如此,要谈《南社丛刻》的文类分布现象,自然要从第三集开始了。

在讨论第三集之后的文类编排情形之前,我们先对应前面引述柳亚子的谈话,柳氏言:「文的成分太少,诗的成分太多,不均平得很;而排列的次序又毫无意义,不排姓氏笔划,也不依籍贯省分,依旧成为一场胡涂」,第三集之后的《南社丛刻》,是否在文类比例及作者排列顺序作过改善了呢?这个答案是否定的,就文、诗、词三种文类的分布而言,诗依旧最多,作者编排顺序也还没有确定,个人作品占据过多的情形也未作调整。以第七集为例,光是姚锡钧一人的诗作就占去该集诗录的五分之一强,俞锷在诗作方面也超过一百首,而何竞南、高增、邹铨等人都只有一首作品被收录,客观而言,个人作品收录的多寡与社员投稿量及投稿意愿有关,然而,不可讳言的是,收录过多的个人作品、文类分布不均既然是柳亚子批评其它编辑员的焦点,柳氏经手编辑的《南社丛刻》仍究跳脱不开前人的弊病。值得观察的是,与第七集《南社丛刻》最有关系的第七次雅集(1912),正好是柳亚子提议将编辑员三人制改为一人制遭到否决的紧张期。同年十月,柳氏以登报方式声明脱离南社,致使南社社员不得不将编辑制改为主任制[13],在此之前,柳亚子都是以代劳的身分编辑《南社丛刻》,但在该次的编辑群中,除了高吹万及王西神外,柳氏也晋升为正式的编辑员,只是在柳氏出走后,第八集交由胡寄尘代编,但其内容却较能符合普遍收录社员作品的理念,颇值得玩味。

在第八集中,庞树柏、陈去病、傅尃三人的诗、文、词作皆被收录,该集创作数排行第一的李煮梦,共有四十首作品被收录,与第七集创作数排行数最多的俞锷相比,李煮梦也没有独揽版面的情形产生,很显然地,第八集的《南社丛刻》不再只是收录少数社员的作品,个人专栏的色彩也作了部分消减。再者,在作者数部分,则从第七集的十九人扩增到七十一人,可见柳亚子原始的编辑理念似乎从第八集后逐步执行。

此外,就《南社丛刻》发行的年份来看,1910年出版三集、1911年出版一集、1912年出版三集、1914年一口气出版六集、1915年出版二集、1916年也出了五集,相隔时间都不常,但十九集和二十集之间,却将近有一年的时间未出刊,原因在于19177月,南社发生唐宋诗之争的内讧事件,朱鸳雏和成舍我被开除社籍,社员笔战从《南社丛刻》漫延到《民国日报》,柳亚子自此不再过问社务,造成南社日后的一厥不振。第十七次雅集在1919年举行,编辑工作还得由新任社长姚石子自费敦请傅熊湘临危受命,在此次完成的二十一集《南社丛刻》已与上一次出刊足足延宕了二年之久。最后一次南社雅集时,南社已经名存实亡,部分社员酝酿成立新南社,另一部分社员开始编纂《南社湘集》,纷纷从南社体制出走。至于第二十二集《南社丛刻》的编纂,仍是由末代社长姚石子出资请陈去病、余十眉编辑,作品收录量增多,但无一完整、精要的编辑共识,在文类分布上面,始终无法取得和谐,如此,在雅集、丛刻都陆续停摆之后,南社也不得不走入历史之中。

 

五、南社是何种文学团体?

在谈完以上几项议题之后,我们可从现今流传的《南社丛刻》重印本及《南社丛刻第二十三集第二十四集未刊稿》中发现,诗歌的撰写可说是南社社员的最爱。以下将《南社丛刻》作品收录情形制表如下︰

■《南社丛刻》作品收录简表[14]

文类别

文录

诗录

词录

总和

册别

出版年月

数量

作者数

数量

作者数

数量

作者数

作品量

作者数

1909/

17

6

297

19

107

10

421

27

1910/

5

5

352

27

14

6

371

33

1910/

43

20

433

37

116

19

592

47

1911/6/26

34

16

371

43

124

21

529

55

1912/06/01

49

30

371

24

133

18

553

57

1912/10/01

56

22

393

26

115

19

564

46

1912/12/01

45

12

556

15

111

8

712

19

1914/03

37

19

373

54

112

26

522

71

1914/05

50

30

413

64

130

30

593

89

1914/07

61

33

468

74

126

23

655

87

十一

1914/08

52

29

560

70

160

25

772

83

十二

1914/10

77

36

712

90

132

23

921

110

十三

1915/03

107

34

581

62

138

35

826

98

十四

1915/05

103

42

869

89

164

21

1136

106

十五

1916/01

102

37

711

56

122

21

935

73

十六

1916/04

117

51

742

71

133

15

992

96

十七

1916/05

55

30

494

45

132

16

681

65

十八

1916/06

58

13

614

17

136

11

808

22

十九

1916/11

86

25

704

69

132

16

922

79

二十

1917/07

121

22

1032

24

163

13

1316

34

二一

1919/12

50

22

700

58

117

18

867

77

二二

1923/12

105

38

874

102

233

43

1212

132

二三

1994/4[15]

92

30

470

23

0

0

562

41

二四

1994/4

49

12

1124

20

0

0

1173

25

合计

1571

249

14214

361

2850

146

18635

426

从以上表格中,我们可以得知文录、诗录、词录在二十四集的《南社丛刻》中,分别收录了1571142142850三个数据的作品数,作者则分别有249361146等人投入创作。很明显的,我们可以确定《南社丛刻》所展现的文类分布,依序是诗、词、文,因此,柳亚子以为「南社是诗的」的论点基本上是可以成立的。如果我们再将南社文类分布数值换算成比例数据来看,我们可以更肯定的说,南社确实是以诗为其代表的文学类型,就数量而言,《南社丛刻》收录的诗歌也确实比其它文类来得多,而诗录高达74%的比例,更说明了这个事实。其次,我们发现词的比例虽然也有15%,研究者却甚少就此议题作发挥。倘若我们再以作者在文类分布的情形作观察对象,诗录作者数只占48%,就其创作量而言,作者数少于创作数,在比例的分配上也可得知投入诗作的社员数为数甚多。于此,我们可归纳出几个结论:其一,在作品数的分配上,超过3/4的《南社丛刻》作品都是诗作,诗的比例过高,这种编辑方式很难突显社员在不同文类作品的内涵。其二,在作者数值的显示,也反映出诗录的作者数偏高的现象,但是在比例差距上却比作品数低,换言之,投稿文、词的社员和投稿诗的社员人数实际差距和作品数反映出的数值并不一致。其三,作品数与作者数在不同文类的比例差距,反映出单一作者作品数收纳不均的现象,换言之,喜好诗作的社员和撰着文章的社员比例差距即使不大,但作诗者更擅于「以量制」,所以产生了作品数与作者数对应比例的差异。

 

六、谁才是南社文学代表?

当我们确定诗为南社的代表文类之后,我们还必须进一步的确定,谁是南社诗歌大量创作的领航者,即是,谁才是南社文学代表?针对此问题,柳亚子曾在〈给曹聚仁先生的公开信〉提出意见,其言︰

先生说南社的缺点是诗的而不是散文的,南社的文学运动自始至终不能走出浪漫主义一步,这话是对极了。……其实南社是诗的,新南社却是散文的。讲到文学运动,新南社好象已经走出浪漫主义的范围了吧。南社的代表人物可以说是汪精卫先生,而新南社的代表人物,我们却可以举出廖仲恺先生来。汪先生是诗的,廖先生却是散文的了。所以我说,无论如何,新南社对于南社,总是后来居上的。[16]

这段文字由柳亚子提出,柳亚子有「南社灵魂」之称,又对南社运作颇具影响力,其言自有代表性和可信度,然而撇开新南社的部分不谈,汪精卫似乎被柳亚子视为南社代表。检视汪精卫作品的收录情形,在《南社丛刻》诗录的创作量上排行第83名,作品共计有48首,在361个诗录创作者中,仅居前四分之一而已。就数量而言,还不足以到达「南社代表」的地位。

其次,我们还可以特别注意到一代诗僧──苏曼殊在《南社丛刻》的作品分布,在诗的部分,他位居第42名,共有86首诗被收录,曹聚仁曾说︰

柳先生以汪精卫来代表南社,他那首“慷慨赴燕巿,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的狱中诗,只是当年革命党人的气概。我却以为苏曼殊的浪漫气氛,才是真正的革命诗人。……也正代表了南社的清新成分,……他的诗篇,恰正是革命的号筒。……所以,我说苏曼殊才是南社最好的代表人物。[17]

曹氏之说推翻了柳亚子以汪精卫为南社文学代表的说法,另以浪漫诗僧苏曼殊为南社文学的代表。有趣的是,柳亚子毕生为研究苏曼殊大费周章,却不将其视为南社文学的第一代表人物,颇有商讨的空间。南社文学代表的确定,除了以其在社团中影响力之大小作判定外,作品收录的多寡也对社团在创作及理念上具有导向作用。就社务参与而言,二十二次的雅集聚会,柳亚子参加了八次;二十二集的《南社丛刻》,柳亚子也参与了十七次的编辑工作,给予「南社灵魂」之称绝非虚名。然而,若将柳亚子定位为南社文学的代表,似乎还有可议之处。

柳亚子视汪精卫南社代表,但汪氏后来行为可议,已违以气节相通的南社精神;苏曼殊在《南社丛刻》作品数虽然不多,却都是他最重要的文学代表,二人在南社活动期都未全程参与,要视为南社代表,恐怕还要再作定义。如果以包含重印本的二十四集《南社丛刻》为范围,作品量排名前十名者依序是:傅尃、高旭、吴虞、姚锡、柳弃疾、俞锷、张光厚、陈去病、庞树柏、林之夏,在目前南社研究中,这些实际在《南社丛刻》发表大量作品者,并未普遍引起研究者注意,南社代表的确定似乎更加混沌不明。柳亚子、苏曼殊、汪兆铭、黄侃、于右任、宋教仁等人,都有不少研究论着,反倒是傅尃、庞树柏、林之夏等人在《南社丛刻》占据大量篇幅者,则是乏人照料。除外,南社三大发起人──柳亚子、陈去病、高旭三人的作品总数,都在前十名之列,虽然他们的文学概念、革命情操都是经由《南社丛刻》作推展,但是三人之中,研究柳亚子者为「明显的多数」,可谓偏执的南社研究现象。

承前所提,南社文学的代表是「诗」,而诗的代表人物,若以数量而言,傅尃、高旭、吴虞、姚锡钧、张光厚等人都有不少作品可供参酌,不应只是柳亚子所说的汪精卫,或是曹聚仁所说的苏曼殊。其余在「文」及「词」的个人创作数的排名,亦可列为该文类的代表人物。当然,文学代表的认定,绝非可以「量定」,「质定」的评量更需再作剖析,然而,研究者偏执性研究倾向,虽然在近年来已见改善,但在量上占据《南社丛刻》版图者的研究,仍然存在大片的开发空间。

 

七、结论

一般研究南社者,多半以柳亚子为核心来看南社的问题,本文尝试以重印本《南社丛刻》的文类分布为核心,旁及其它的南社研究问题,兹再以下面几个方向为本文作结︰

(一) 社团由少数人掌控,社刊的编辑也受限于个人的编辑理念,十多年如一日的编排方式及选文的狭隘,致使社员喜好写小说者,只好往外发展,另谋新兴的发表园地。如当时在《七襄》、《春声》等杂志都可以看到姚鹓雏的作品即是。

(二) 由柳亚子倡导的主任制的编辑方式虽然在雅集中通过,却种下柳氏一人独大的现象。刊物错简之处甚多,也无一固定的编辑群可以帮忙校对,无论是人名的统一、错字、编排体例的不一致,都是《南社丛刻》确实可见的错误。

(三) 重印本《南社丛刻》理应将原版《南社丛刻》产生的文字错简,体例的安排再作细致的编排,如此对后学研究南社者的帮助会更具体实用。而第十二集将总目放在文录目次之后,如此明显的编排错误,亦应改正。至于第二十一集后,另外增加附录的编排方式,则与其它集数不同,亦需有所调整。

(四) 南社研究应从多面性来讨论,其社员在《南社丛刻》所反映的文学价值,亦需被重新挖掘,像是创作量高居第一位的傅尃、词作最多的叶玉森等人都极具研究价值,这些都是南社研究不可或缺的宝藏。

 



[1] 《南社丛刻》另有二十三集及二十四集未刊稿,由广东顺德马以君先生根据北京图书馆藏柳亚子手抄本重新标点,以横排简体重编,此书在1994年出版,对南社研究贡献甚大,本处专指南社活动期出版的《南社丛刻》而言。

[2] 朱文见《明报月刊》19972月号。朱氏提出重印本删除原集照片、未能保留社员署端题字以及无完整统一总目、影印效果不理想等问题,认为重印本仅250套也有印数过少的遗憾,但该文仅为点评短文,仍有部分问题未提出探讨,故本文则重新检视问题。

[3] 该姓氏录收入柳亚子︰《南社纪略》「附录」(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页181231),收入十二画之中,由于该文转为简体,不知其原姓为何,若以十二画算之,应以宁调元为正。

[4] 见第二集页140,〈南社文选〉登录在其〈报马君武书〉一文之下。

[5] 同前,见页146,〈南社诗录〉,登录在其〈赠友人〉一诗之下。

[6] 以上作者讹误分别见于第三集,〈文录〉.页261、第八集,〈词录〉,页1485、第二十二集,诗录,页596058865972等处。

[7] 高旭作品应排序于高燮、高增之间,但第七集诗录作品却未见。

[8] 此现象可见于第二十二集,《南社丛刻》第八册页6084,收有︰〈就医吴门舟次酬外子安如次原韵〉、〈次韵题安如蓬心补草后〉二首唱和诗。

[9] 此指南社社员中存在对唐、宋诗截然不同的文学主张,致使南社初期就有分化的隐忧。

[10] 第一集的主要编者为高旭、第二集则为陈去病,笔者提出作品收录可反映出编者赏识标准的说法乃是据此而来。

[11] 本集共收录了谢寄尘20首诗、26首词作,所占比重过多,因而引发争议。

[12] 同注4,引自页20《南社纪略.从唐庄雅集到张园雅集》。

[13] 1913年,第八次雅集时,南社为延柳复社,通过编辑员三人制改为一人制的议案;1914年第十次雅集时,则由通讯选举改为主任制,此时,柳亚子也重新入社,南社的主导权正式转入柳亚子之手,也在此时,

[14] 本简表以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6年重印之《南社丛刻》收录作品为范围,附录、图片及广告不在此列,数字下加底纹者,则为原《南社丛刻》计算错误者,更正后之数字。

[15] 1918年柳亚子辞去社主任职务后,仍有社员将稿件寄给他。柳氏收录这些稿件,亲自校勘,并以毛笔誊写在印有「南社丛刻」的竖行稿纸上,题上「《南社》第二十三、第二十四未刊稿」的标题。本处所采行版本,乃马以君先生于1914年重新点校本,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其中所收多为1918年前后作品,故亦列作《南社丛刻》范畴。

[16] 引王晶尧等人编︰《柳亚子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年,页359361)

[17] 同注3,引《南社纪略》「附录」〈南社、新南社〉一文,页2522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