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接到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南社丛书《高旭集》时，首先想起了著名中国现代史学者魏宏运先生关于研究资料重要性的一段精辟论述。他说：“研究者不应忽视资料整理工作，不要以为整理资料是低层次的工作而绕过它。从文化积累的角度来看，这个工作意义很大。就一般规律来说，现时的论文，只是代表着现实的水平，虽然对后人有启迪借鉴的作用，但无论多么精辟的论著，都受到时代和知识的局限，终将为后来的成果所丰富补充或代替，而原始资料则相对稳定不变，对它们的整理保留和发掘丰富，是后人研究的永久基础。”魏先生的这段话，是治史的箴言。借用裴多菲的诗句“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的句式，我想可把这段话概括为：“著作诚可贵，资料更永恒。”魏先生讲资料的重要，还是就史学研究而言的。至于文学资料、文学作品的搜寻编辑，则不仅对文学史的研究具有基础建设的作用，而且，文学作品本身就是作家创作的成果，是读者欣赏品位吸取精神营养的源泉，故而，诗文作品的汇存辑佚，其意义更为重大。中国近代文学史专家郭长海先生和金菊贞女士编的《高旭集》，仅从汇编文学资料的角度看，就是富有价值的。
现在相当多的读者都知道柳亚子是近代著名诗人，但知道高旭是近代杰出诗人的就很少了。这恐怕与高旭去世较早，柳亚子后来成了中国共产党的朋友，特别是与毛泽东多有唱和的诗文有关。高旭（字天梅）是清末民初的杰出诗人，是南社的发起者之一，他与陈去病、柳亚子齐名（简称“陈高柳”）。陈去病在《高柳两君子传》中写道：“十年以来，天下之负奇气、怀大志、历山海、逾邦国，以趋东南，游吴会者，孰不知吾吴有两君子哉！孰不读其文章，愿为之下，相与衡盱时局，狂歌能哭，拔剑起舞而欲有所为哉！……天下多称之为高剑公（高旭别号钝剑——引者注）、柳亚子，或曰‘高、柳’云。高以诗词鸣，柳则以文。高年稍长，柳较少。高意气傲岸，自负弘远，喜饮酒，长于雄辩。醉则侵其座人，或嬲为联句，不则自捉笔，为诗歌，缠绵数十百言立就。柳貌恂恂如十八九好儿女，而口甚吃”，“人多意解之。顾及诚恳，凡欲有所为，必尽其意乃止。否则狂号痛哭，谓且凌侮己。……”从陈去病对高、柳二人诗文专长之叙述看，在他的眼中，高旭之诗才之高，在柳亚子之上。作为高、柳二氏的同道，且比他们二人年长，他在文中对高、柳二人的性格特征和诗文专长的叙述应是比较准确的。当然，陈去病的这篇文章写于民国初年，时间较早，后来柳亚子写了大量诗篇，陈去病去世早，他是无法知道的。
高天梅积极从事反清革命，他是同盟会的骨干，担任过中国同盟会江苏分会会长，民国时期任国会众议院议员。他富有革命激情，其诗词作品风格豪放，有雄视天地、阔步古今、吞吐山河之概。其一生诗词创作宏富。1925年，高旭去世后，其从弟高基编辑其作品成《天梅遗集》16卷行世。但高旭其他诗刊词作品、文章、书信、诗话等并未辑集。郭长海先生花多年功夫搜寻《天梅遗集》外之高旭诗文，与《天梅遗集》合辑为《高旭集》，以《天梅遗集》为上编，《天梅遗集》外之佚作，包括诗、词、文、书信、诗话、联语等共10卷，集为下编，名为“天梅遗集补编”。“补编”中有天梅佚诗三卷，天梅佚词一卷，天梅文一卷，天梅书信一卷，诗话《愿无尽斋诗话》三卷，联语一卷。除高旭本人著述外，《高旭集》中还收集了高氏夫人何亚希诗辑，有关高旭的传记5种和编者撰写的《高旭年谱》、高旭笔名字号考和著述考，均附录于集中，供读者和研究者参考。故《高旭集》既为一部完整的高旭作品集，亦可称得上比较完整的高旭研究资料。
《高旭集》编者花费大量精力和时间遍寻江浙京沪大图书馆，翻检报刊书籍50多种，搜寻抄录高旭作品，又参考报刊著作资料三四十种，对照研究，费力甚勤，成果甚著。以诗作论，《天梅遗集》遗留未收的高旭诗作七百多首，《高旭集》基本上均已辑佚补齐。编者对辑录高旭诗文持审慎态度。例如，对于高旭与别人联署的文章，以非出其手，未作为高旭著作收入，仅列目录于文章卷之后。高旭主编过《觉民》、《醒狮》、《复报》多种刊物，其中辟有《时评》、《批评》专栏，所刊评论文多不署名，有些或为高旭所作，但以未获直接根据，亦未收入。集中仅收《〈觉民〉发刊词》一篇。集中诗文皆注明其出处，许多篇还注明“原刊”和“又见”之书刊名。于此均可见编录之严谨。
从《天梅遗集》的页下注，我们可以发现，不同报刊在刊载高旭作品过程中，出于编者不同的政治立场，而对高氏作品所作的政治性篡改。下面试举二例。
1900年唐才常自立军起义举事失败后，高旭作《闻汉口近事感赋》。《高旭遗集》与维新派《清议报》所载异字异句特多。《天梅遗集》中此诗首二句为：“落日麾戈气肯降，汉儿发愿建新邦。”《清议报》刊作：“力转乾坤气未降，顶天立地誓无双。”显然，“汉儿发愿建新邦”句更为鲜明。盖唐才常1900年拟在长江一带发动自立军起义，曾组织自立会。时八国联军入侵，清王朝风雨飘摇。唐才常在上海张园召开国会，宣布：“保全中国自立之权，创造新自立国。”它虽以“勤王讨贼”为口号，标举拥护光绪当政，但若武装起义成功，显与清廷对峙，“新自立国”当为“建新邦”也。有关自立军的意义作用，维新派主张立宪保皇，自不允出现“汉儿发愿建新邦”的诗句。
郭长海先生在编《高旭集》的过程中，也对高旭进行了研究。故除其资料工作的贡献外，还对高旭的历史和文学地位提出了新的认识和评价。如在该书的前言中，郭氏将高旭与梁启超“诗界革命”号召下著名的诗人黄公度、夏曾佑、蒋观云和郑西乡、丘逢甲作了比较和辨析，认为，高旭“应当在诗界革命中占有一席地位”，以往对他存在“严重的忽视”。他分析高旭诗鼓吹反清革命的内容和表现时代风情，完全以诗界魂为指导。郭长海对高旭参加曹锟贿选总统之投票与以往看法不同。他在《高旭集》前言中，披露了1923年高旭接到其家乡人士以金山教育会名义，劝他离开北京返沪“不要违法助逆”的信后，他所写的复信。信中说：“曹锟欲用金钱贿买总统，罪大恶极，令人发指。所幸投票之权，实操诸我，旭之铁腕尚在也。所以迟迟未即南行者，特以此次之倡国会南迁者乃竟合全国唾弃之安福、政学两系为一气，深恐故态复作，遗毒无穷，故郑重考虑耳，非绝不南旋也。至人格之保存与丧失，以留京赴沪定之，要非根本之论矣。”郭先生认为，贿选中曹锟以480票“当选”总统，但投票者共590人，另110票投孙中山等人。“对高旭的‘贿选议员’问题，大有重新进行审视的必要。”
《高旭集》编者汇存辑佚，为读者比较完整地提供了可供鉴赏品评的高旭的作品，也为南社文学资料的汇集作出了努力。读者感谢他们为南社研究事业作出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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